中新社上海11月27日電 題：為什么要從東亞視角看中國？

　　——專訪韓國延世大學榮譽教授白永瑞

　　作者 李秋瑩 許婧

　　以“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為主題的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日前在上海舉行，開幕式上公布了2023中國學貢獻獎獲獎名單。韓國延世大學榮譽教授、當代韓國東洋學代表人物白永瑞是三名獲獎者之一。

　　如何與中國歷史研究結緣？為何要站在韓國、東亞的角度看中國，讓中國呈現更多元的面貌？中新社“東西問”在會議期間專訪白永瑞，就此展開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錄如下：

　　中新社記者：能否介紹下您如何與中國研究結緣？為什么要研究中國？

　　白永瑞：我是在1972年考入大學東方史系。當時，中國和美國開始和解，受此影響，韓國對中國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不過，那時正處于“冷戰”時期，生活在“分斷的韓半島”南側的人們，因為無法直接接觸中國大陸，所以就只能發揮“半國”的想象力，通過非常有限的信息去了解中國。

　　1992年中國和韓國正式建交后，兩國人員、知識、物資方面的交流日益頻繁，以東亞為區域的地區性思考和實踐也成為了可能。從那時起，我就開始提倡“東亞論述”，并從東亞視角去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后來，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分析現代中國變化發展的軌跡上，并將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進行比較，進而發現東亞各國之間的相關性。

　　目前韓中建交已三十多年，現在的情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我們都能切身感受到全球性大轉折的局面已經到來，但未來還將面臨很多帶有不確定性的復合型危機。所以，現在我們更加迫切地需要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局限性進行根本思考，并由此摸索出文明轉折存在哪些可能性。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到底是一門什么樣的學問，它為什么日漸成為一門國際“顯學”？

　　白永瑞：這是一個學術性問題。簡單來說，漢學的緣起可以說是從歐洲開始的，歐洲學界以人文學為中心，研究傳統的中國古典文明或古典文化，它主要被稱為漢學。例如很久以前開始，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的研究，這些就是漢學。

　　與漢學不同，中國學原本是美國學界傳播的區域學，即Area Studies的一部分，不是研究中國的任何特定地區或地方。這意味著，與以人文學為中心的漢學不同，中國學依靠社會科學方法論，將世界分為幾個地區、文明、國家單位，通過跨學科間的合作，為美國對外政策做出研究。如東亞學、東南亞學、非洲學、中國學、韓國學等。

　　現在新的中國研究，每個國家更多使用哪種表述是有不同的。但大多傳統時代的漢學研究也逐漸轉向了面對當今的研究，歐洲的中國研究正在變化，在美國，有關中國地域的研究，如對地方文化、社會的研究也經歷同樣的變化。一言以蔽之，今后的中國研究不再區分傳統時代和近現代，而要進行統合研究，這就是新近流行的廣義概念的中國學。

　　這次會議的主辦方，使用了“世界中國學”這個概念。目前全世界都對正在進行的中國學予以關注，與其說“世界中國學”是一個特別的學術概念，不如說是一個為表達這份關注而使用的概念。

　　中新社記者：獲得中國學貢獻獎對您意味著什么？未來您有什么工作計劃？

　　白永瑞：非常感謝世界中國學論壇關注并聆聽我想通過研究成果所傳遞的些許拙見。獲得這項殊榮，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勵，也給了我一個寶貴的機會去進行反思。

　　我原來的研究計劃，主要是從韓國思想和歷史經驗的角度，來重思中國歷史，這是我重要的目的。近來，在回顧自己的過往研究后，我又增加了新的研究主題：考慮到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中國”，而世界正面臨全球性大轉折，因此我打算以“批判性全球本土主義”的視角，從比較和聯動的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

　　中新社記者：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東亞文化認同和中、日、韓的亞洲觀。您是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

　　白永瑞：從文明層面來探討，我喜歡中國文明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包容力和融通能力。在古代朝鮮時期，那時的文人稱當時的中國有兩個稱謂，一個是“大國”，一個是“上國”。

　　為什么會稱之為“大國”？這是從物理性層面，從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方面看，它是一個大國。然后“上國”是從文明的角度為出發點，在文明的普世性方面，它是一個上位的國家，所以把它稱之為“上國”，這在今天也仍值得研究。

　　我認為，在中國學術界當中，有兩個很熱鬧的學術課題，一個是“朝貢秩序”；另一個是“天下主義”。這些課題能夠讓公眾更為正確地了解在傳統時代，中國是如何與其他國家進行交流的。比如說“朝貢”，對于中國和朝鮮來說，雙方都有自己的目的。當把雙方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時，更容易接近真實的歷史。

　　中新社記者：在您中國學研究的核心觀點中，比如“批判性中國研究”“作為制度的中國學”等概念，對于中國讀者是比較新鮮的，能否介紹下這些概念？

　　白永瑞：“批判”是指跨越制度內外的學問取向，即“批判性運動”，換句話說，“批判性中國學”是兼具批判性和運動性的學術活動，它批判性地介入(中國和本國的)現實，選擇社會中那些具有現場感的課題作為學術議題，再將學術研究的成果運用到對社會問題的分析之中。

　　它需要兩個認識框架。一個是雙重周邊視角。就是在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史中展開，被強迫走非主體化道路的東亞，這個周邊的視角，同時是東亞內部等級秩序中被壓抑的周邊視角。第二個是用全球本土化的視角重構中國學。

　　中新社記者：中國歷史研究上，東亞學者有哪些不同視角可彼此借鑒？

　　白永瑞：我希望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東亞學者能夠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例外主義”的二分法，提供其中間的視角，即“中道”，對于雙方來說，是如同照鏡子一般地研究、借鑒。

　　東亞有時會被縮減成東北亞，只包括中日韓三國，有時也會擴展到東南亞，成大東亞地區。國與國之間有共通點，同時也有差異性的部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去分析、研究出在共通的文明資產里，哪些可以關照到現實生活，能夠對現實中的地區改革與發展有所幫助。

　　我希望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和社會在走向“另一種普遍文明”的過程中，能夠互相尊重彼此積累至今的思想和生活經驗。對于這些“資源”，需要我們從各自的切身感受出發，加以批判性地探討。因為只有我們不斷探索，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這些“資源”才能成為克服資本主義弊端的動力。(完)

　　受訪者簡介：

　　白永瑞，現為延世大學榮譽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客座教授。歷任韓國現代中國學會會長、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會長，還曾任韓國《創作與批評》主編。現任韓國細橋研究所理事長，其多部編著和譯著，多以韓文、中文、日文、英文發表。

　　他于2018年正式退休后，在湖南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中國和東亞其他國家開設特別講座，同時將更多精力放在從東亞視角分析中國崛起這一全球性課題，尤其對通過借鑒韓國的思想資源和歷史經驗，重新解讀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