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1日電 題：嚴文明：用一生叩問大地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2024年4月14日，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文明逝世。

　　92歲的嚴文明，出生于1932年，從事考古71年。他擔任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去年被“第五屆世界考古論壇”授予終身成就獎，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考古學家。北京大學稱，嚴文明是中國考古學界的一面旗幟。

　　和而不同

　　朋輩和學生們回憶起來，嚴文明從來都不是強勢的人。他對學生非常耐心，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1989年拜入嚴文明門下攻讀碩士學位時，嚴文明已是系主任，事務繁忙，學生們有事請教，總是在夕陽西下時到傳達室，先給他家里打個電話。嚴文明在家里等他們，趁晚飯時間跟他們談談，談完飯都涼了。

　　嚴文明1958年剛留校當老師，現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的郭大順同年正好進入北大考古系學習。郭大順記得，那時嚴文明就很溫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溫和下藏著細心，郭大順畢業后到遼寧工作，當時東北考古條件艱苦，嚴文明一直格外關心郭大順，東北需要幫助，他從不推辭。編寫牛河梁遺址考古報告時，郭大順請嚴文明審讀，嚴看得極其細致，意見寫了滿滿五頁紙。

　　嚴文明不愛爭執，但做學問總避免不了觀點分歧。嚴文明獨抒己見，從不跟風附和，卻從未跟人紅過臉。他有自己的處世之道。

　　對于老師蘇秉琦的一些觀點，嚴文明也不贊同。他坦誠說起過，比如蘇秉琦的區系類型理論將中國劃為六個區系，他有不同意見。“但是我沒有一篇文章去駁斥，對老師不尊敬的，我絕對不會那樣做。”

　　嚴文明和蘇秉琦的觀點之別，事關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一直以來，中原是中華文化中心的觀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進入新石器時代遺址大發現時期，動搖了中原中心論。蘇秉琦提出將全國分為六大區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區系類型理論。

　　嚴文明則始終對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念茲在茲。他提出一個比喻：重瓣花朵。各個區系是花瓣，但還是有一個花心，那就是中原。他認為早在史前時期，中國文化就基本形成中原為核心，包括不同經濟文化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的分層次聯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嚴文明跟學生說過，不要因為他是老師，就贊成他的意見，如果他錯了，學生們還是要反對。“學術是一步一步傳下來的，對老先生的觀點要有起碼的尊重，但也不要機械地去學，承前還要啟后，繼往還要開來。”嚴文明說。

　　去世前一年接受采訪，他仍感念地說，一生最重要的老師，就是蘇秉琦。

　　叩問大地

　　1943年，嚴文明在故鄉湖南華容上高小，不久傳來消息，日本侵略軍開進了華容城關。炮聲隆隆、硝煙彌漫中，老師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課》，嚴文明聽得流淚。課后，學校疏散，回家途中，敵機已經飛到，在頭頂盤旋掃射。他把課本裝進陶罐，埋進后院一棵樹下，跟隨全家逃亡。

　　顛沛流離中，父親從未讓他放棄學業。學校恢復時，就送去上學，學校解散了，就到處讀私塾，跟著長輩學古文。1953年，經歷了破碎的求學生涯后，終于考上北大，第一志愿是物理，但最終被歷史系錄取。

　　一年后分專業時，北京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蘇秉琦找到他，動員他學考古專業，因為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也離不開科學。嚴文明聽從了蘇秉琦。此后他將用一生，叩問這片大地的前世。

　　1987年至1992年，嚴文明擔任石家河遺址考古總領隊，尋找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級文明。

　　嚴文明最關心的問題是：石家河有沒有城？

　　有城，就有國。在連續發掘了多處遺址后，兩次調查確認，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規則的長方形城址，總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此前發現的那些遺址，于是都有了具體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動中心，有的是居民區，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遺址群代表的長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會，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文明程度。

　　這次發掘，實則也是嚴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實踐。所謂聚落考古，是以整個原始聚落為研究對象，揭示其中的社會形態，有人類學的色彩。而此前中國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嚴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國是開創性的。”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向明說。1981年，嚴文明發表《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討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以陜西臨潼姜寨這個新石器時代最完整的聚落遺址為標本，實現他所構思的考古學理念之變。姜寨第一期發現了100多座房屋基址，嚴文明推斷，這些房子屬于五個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級社會構成。

　　當時，他還沒有提到聚落考古這個詞。《姜寨》發表三年后，考古學者張光直從美國到中國講學，系統介紹北美聚落考古方法，這個概念在中國考古界風行起來。而嚴文明數年前就開始了實踐，領風氣之先。

　　群星閃耀時

　　嚴文明的考古研究和教學一直集中在新石器時代，這也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時期，他的關注點，將最終落腳于此。

　　1980年代，北大考古學系主任宿白希望新開一門中國考古學通論。嚴文明問宿白，誰來教？宿白說，恐怕只好我們兩個人抬，以后再由年輕人接棒。開課后，嚴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戰國為止；宿白教下段，從秦漢到元代。

　　這門課成為很多學生記憶深刻的經典課程。多年以后，1987年入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回憶道：“嚴文明先生講上半部分，講得邏輯清晰，深入淺出。宿白先生講下半部分，邊講邊寫邊畫，速度很快，字圖俱佳，我可以把他說的幾乎每個字都記下來。”

　　除了留在考古學史中的那些經典理論和著作，身為教師，課程也是嚴文明的作品。

　　從“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程，到與宿白合作的“中國考古學通論”，1990年，嚴文明又專為本科生開設“考古學導論”。考古發現和資料不斷增多，講義也越來越厚。這些課程，實際上是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尤其是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科，基本就在這些課程中創立。

　　本世紀到來前，中國考古學界曾群星閃耀。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數十年來，幾位著名學者各自鎮守一方。這些大師級學者，往往有撥云見日的功力，理論總結和概括能力極強。如今，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廣泛占有資料，再高度提煉概括，難度越來越高。而資料越多越需要總結，否則如入密林，一葉障目。郭大順說，某種程度上，嚴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這批理論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個，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論總結能力的學問家。

　　捅破窗戶紙

　　說起嚴文明的理論功力，一個典型例子是他為中國考古學留下了“龍山時代”這個命名。

　　龍山文化得名于上世紀30年代，主要特征和標志物是黑灰色的陶器。后來，同時期發現黑陶的考古遺址越來越多，各地比照山東的龍山文化陸續命名，造成了混亂。

　　嚴文明提出“龍山時代”概念，整體指稱那個時代在地域和特征上都有緊密聯系的文化。從此，對中國史前時期的描繪變得異常清晰。

　　在郭大順眼中，這正是嚴文明概括能力的一次體現。“它是一個高度的概括和命名，結束了各方各說各的、亂七八糟的狀態”，郭大順說，“他就是有這種綜合的能力。”

　　2007年，戴向明準備啟動山西絳縣周家莊遺址考古。他向嚴文明匯報了計劃，嚴突然提醒他注意一個生僻的話題——戎狄。這趟中原腹地的考古，為什么要關注戎狄？那時戴向明還不明白。

　　此后幾年，山西、陜西等地陸續有一些重大發現。這些發現都表明，戎狄的發展程度和活躍區域，都遠超傳統認知。“嚴先生那么早就意識到，晉南與相鄰的晉陜高原有密切關系。”戴向明說。

　　而嚴文明意識到這一點時，這些重要遺址還在沉睡，只有一些零星發現。“這是一種‘捅破窗戶紙’的能力”，戴向明說，“沒有那么深厚的學術積累，沒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捅不透。”

　　嚴文明特別強調實際工作，總結的概念和認識要拿到實踐中檢驗，“如果經不起檢驗，盡管說得好像很圓滿，實際上你自己都不相信”。

　　考古資料再多，最終目的是一致的，嚴文明始終沒有忘記。這或許是他總能總結出大理論的原因。自始至終，嚴文明對中國考古學根本目標的認識基本沒變，就是建立國史——通過考古資料，建立可靠的中國歷史，認識中華文明。

　　去年夏天，紀錄片《何以中國》攝制組采訪他，問起中國的起源。“沒有任何外力，可以把中華文明推倒”，他揮了揮手，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