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將對中國電動汽車等產品加征關稅，據白宮官網，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將從目前的25%提升至100%。近來，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無視客觀事實，頻繁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西方政客大肆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論”，有何意圖？美國對華加征關稅，執意推高關稅壁壘，目的何在？中國新能源等產業發展如何助力實現全球氣候目標？對全球能源轉型有何意義？

　　“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昆士蘭科技大學客座教授、太和智庫資深研究員鮑韶山(Warwick Powell)和美國《地緣政治經濟報告》創始人、外交政策專家賁杰民(Benjamin Norton)三位嘉賓針對以上問題發表看法。

　　王義桅認為，西方炒作中國“產能過剩”是一種話語敘事陷阱，其預設的前提條件就是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也不承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

　　鮑韶山直言，“中國產能過剩論”純屬無稽之談。“中國制造業龐大的規模，有利于降低技術和生產資料成本，這對全球經濟發展百利而無一害。”

　　在賁杰民看來，當下，世界正在經歷能源轉型，中國已成為世界領先的電動汽車生產國，這對落實《巴黎協定》，減緩氣候變化，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美國對此感到不滿，并不是因為中國做錯了什么，而是因為美國的壟斷企業在這方面難以與中國公司競爭。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美國5月14日宣布將對包括電動汽車、電腦芯片、醫療用品在內的一系列中國商品加征關稅。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將從目前的25%提升至100%，您對此有何看法？

　　王義桅：中國電動汽車在美國的銷量很少，所以拜登政府(對華)加征關稅完全是出于競選的需要。美國要打壓中國，希望產業、資金回流到美國，所以，這一舉措是在為負債地區喊話，是在向盟友喊話，追求“政治正確”，所以才會加征關稅。

　　現在拜登政府為了總統競選，為了資本回流、產業回流、就業機會回流，繼續打造“美國神話”，不斷地號召盟友，號召全世界唱衰中國，打壓中國。此次對中國電動汽車增加關稅就是一個突出的表現。美國將中國全方位、系統性的優勢帶來的競爭力稱之為“系統性的威脅”，最后還在反敘事。這種行為也反映了美國的一套做法，就是“你按照我說的做可以，但是你按照我做的做就不行”。

　　賁杰民：美國最初指責中國“產能過剩”時，我就意識到，他們要為施加關稅找借口。

　　美國試圖通過這種做法削弱中國的產業發展，但我認為，這種做法不會奏效。中國將繼續向其他國家，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出口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中國將幫助這些國家減少碳排放，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減少對石油和天然氣進口的依賴。

　　此事顯示出美國政府的虛偽。它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和補貼，而自己卻做著完全相同的事情。

　　中新社記者：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聲稱，中國制造的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等新能源行業存在“產能過剩”。也有專家認為，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產能順應了高質量發展要求，符合經濟學規律。如何看待這兩種說法？

　　王義桅：西方炒作中國“產能過剩”的前提就是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也不承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所以，這是一種話語敘事陷阱。

　　過去西方指責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為了“解決過剩產能”，“制造債務陷阱”，這種邏輯一以貫之，現在又給中國的“新三樣”貼上“產能過剩”的標簽。中國是“世界工廠”，是為世界而生產的。西方國家講的“產能過剩”是說“中國的產能過剩，擠壓了西方的市場”，而且西方趕了個早，起了個晚，讓中國彎道超車了，所以(它們)才會來指責中國。另一方面，西方國家自己也想發展，但發展不出中國這么強大的產能，所以才有這方面的“威脅”論斷。

　　賁杰民：我們必須弄清楚什么叫“產能過剩”。按照美國一些人的邏輯，如果一個國家有凈出口，就可以指責其存在“產能過剩”。而目前，這個邏輯只針對中國。因此，這種做法十分虛偽。

　　事實上，以2023年為例，中國汽車內銷比例占比達80%，出口量僅占產量的不到20%。中國的汽車工業實際上并不像日本、韓國、德國一樣嚴重依賴出口。如果真的像美國所聲稱的那樣，中國存在“產能過剩”，那么日本和韓國的“產能過剩”程度將會是中國的十倍。問題是，為什么美國沒有指責其盟友日本、韓國和德國？很顯然，美國奉行雙重標準。如果世界各國真正想要減緩氣候變化，那么大家應當清楚，中國物美價廉的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等新能源產業為落實《巴黎協定》、減少全球碳排放做出了重要貢獻。

　　鮑韶山：無論在新能源汽車還是其他相關領域，中國在這些領域不斷增長的產量大部分能被其不斷增長的內部需求消化。綠色產業是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很快，對各行業的影響也很大。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產能過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王義桅：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產能過剩”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應對中國的政策給它們造成的“制度性的威脅”。中國沒有按照西方設計的套路來發展經濟，所以西方國家不承認這種發展模式。同時，有些國家也想甩鍋給中國。2024年是美國大選年，政客們的敘事就是“不是我不行，而是你太狡猾”，有很多的國際責任“需要中國來背”。這些都是話語霸權。

　　賁杰民：美國意圖借“產能過剩論”削弱中國新能源等產業競爭力，保護硅谷的大型科技壟斷組織。美國還借此鼓動各國減少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它宣稱中國進行“不公平貿易”，希望其他各國加入孤立中國的行列。

　　美國大選日漸臨近，對中國“產能過剩”的指控也是拜登及民主黨爭取選票的手段。拜登政府強調美國需要投入數萬億美元來支持本土產業，對中國實施更多的制裁和關稅，這會吸引一部分制造業依賴政府投資的州選民。拜登政府還試圖借此塑造自己對中國更加強硬的形象。

　　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次選舉中，美國兩黨都在比誰能對中國更加強硬。作為一個美國人，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幸的，我認為應該鼓勵與中國進行產業合作。

　　鮑韶山：美國已然養成習慣，將自己政策誘發的問題歸咎于他國。過去數十年，美國金融業大規模擴張，金融資本在整體經濟中的影響力也不斷擴大。美國的金融化以犧牲實體經濟為代價，推動了虛擬資本的增長。金融資本和金融機構賺得盆滿缽滿，而普通民眾則受到了損失，成為了犧牲品。由于制造業逐漸空心化，美國成為了制造業成品和中間產品的凈進口國。因此，為解決這個問題，美國需要做的是保持其金融資本的主導地位，推動政治經濟去金融化，大力投資教育、技能培訓，以及產業研發。

　　中新社記者：炒作“中國產能過剩論”是否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現？它將對世界經濟的發展造成什么影響？

　　王義桅：我認為這種“中國產能過剩論”肯定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現，而且中國的產能發達反襯出西方產能不足。在新質生產力賽道上，實際上西方有些輸給中國了。或者感覺到自己輸了——產生了一種抱怨或者采取了一種話術——它們就按照自己定義的節奏和產能來要求中國。實際上，它們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同時也是要試圖奪取新能源汽車領域的一些話語權，所以美歐才會一唱一和。

　　賁杰民：美國政府指責中國為本土產業提供補貼，但實際上，多年來，美國為自己的本土企業，例如特斯拉等公司，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補貼。除此之外，美國正通過《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等措施，為本土企業提供數萬億美元的政府支持。因此美國對中國大言不慚的指責所瞄準的，正是它自己在實行的政策。

　　美國還提議對中國出口商品征收更多關稅，限制中國的出口。歐盟目前也正在討論對中國出口商品征收關稅，其中包括對中國電動汽車進行反傾銷調查。因此，“產能過剩”就如“國家安全”一樣，是美國使用的一些借口，以試圖將其對中國采取的關稅、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和制裁合理化。

　　鮑韶山：所謂的“中國產能過剩論”純屬無稽之談。中國在新能源汽車等領域增長的產能大部分能被其不斷增長的內部需求消化。中國制造業龐大的規模，有利于降低技術和生產資料成本，這對全球經濟發展百利而無一害。

　　中新社記者：中國新質生產力如何助力實現全球氣候目標？對全球能源轉型有何意義？

　　王義桅：對于中國來講，目前所說的“新質生產力”已經不是在原來的生產力水平上或是體系上做文章了，而是在生態文明、數字文明等新時代的生產力維度展開研究和討論。從過去工業和商業文明下的生產力角度來看，中國確實是實現了彎道超車。它在推動全球數字和綠色雙轉型方面做出的貢獻，在歷史上都是沒有過的。

　　中國過去農耕文明很發達，但那個時候相對比較孤立，工業化的中心在西方。到今天工業4.0時代，中國開始彎道超車了。

　　中國打破了過去的權力轉移路徑，也改變了過去工業化、創新化都是在西方內部循環的歷史，真正地引領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引領了全球能源轉型。中國強大的生產能力和數字生態文明的結合，比如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以及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為人類的能源轉型貢獻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給世界減排綠色轉型發展，包括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示范。

　　賁杰民：中國已經在工業化進程中迎頭趕上并繼續前進，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當下，世界正在經歷能源轉型，需要生產更多電動汽車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中國已成為世界領先的電動汽車生產國，這對落實《巴黎協定》，減緩氣候變化進程，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美國卻對此感到不滿，這并不是因為中國做錯了什么，而是因為美國的壟斷組織在這方面難以與中國公司競爭。

　　鮑韶山：降低清潔能源及低碳技術的成本將推動清潔能源和綠色生產力的普及，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普及高性價比、可靠的可再生能源具有變革性意義，因為這有助于實現能源主權，促進能源依賴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只有降低了能耗成本，才能提高生產的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