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22日電 題：清代“回疆”城池中蘊含哪些中原筑城理念？

　　作者 劉志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回疆”是清代對新疆天山以南地區(qū)的總稱。清朝統(tǒng)一新疆之初，即在“回疆”陸續(xù)設立駐扎大臣，負責統(tǒng)領駐軍、治理地方，并監(jiān)管臺站、卡倫、貿易等事宜。為滿足其駐防與行政職能，除營房、倉廒、武庫、街市等必要設施外，還需為各城駐扎大臣專門修建衙署和公廨。“回疆”各城駐扎大臣擁有專折奏事之權，相當于以省級行政長官管轄一城一地，由此形成了一種與關內行省迥異的城市行政等級體系。

　　清代“回疆”城池的營建歷程與命名原則

　　作為清代治理“回疆”的軍政樞紐，南路各城承擔著軍事駐防與行政管理的雙重職能，有效保障了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推行。

　　從建設時序來看，喀喇沙爾城修建最早；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烏什四城緊隨其后，在各自舊城內建造了專門的駐扎大臣衙署及兵房等設施。后來，庫車舊城內也修建了衙署與兵房。相比之下，喀什噶爾與阿克蘇的情況稍異，最初雖由駐扎大臣率官兵駐扎于舊城，但僅暫居舊城一隅，未專門建設衙署。

　　隨著清廷治理“回疆”行政中心的調整，喀什噶爾、烏什、阿克蘇城的建設呈現(xiàn)出新特點，其中參贊大臣駐地的變遷尤為關鍵。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參贊大臣舒赫德、永貴先后赴喀什噶爾“總理諸務”，基本確立了喀什噶爾作為“回疆”行政中心的地位。次年，永貴主持在喀什噶爾舊城西北修建新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永貴率軍民在烏什舊城原址拓筑新城。同時，清廷將阿克蘇官兵移駐烏什，裁撤阿克蘇辦事大臣，改由參贊大臣兼管。

　　喀什噶爾與烏什新城竣工后，乾隆帝親賜城名，賦予其深刻的政治意涵。喀什噶爾新城命名為“徠寧”，既喻招徠遠民，又宣示西域重歸王化的政治歸屬，同時寄托了對南路安定永寧的期望。烏什城命名“永寧”，彰顯了清廷謀求長治久安的決心。此外，乾隆帝為喀什新城四門賜名“承恩”“撫羌”“彰化”“辟遠”，城名與城門名共同凝結了中華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的治理智慧。

　　道光七年至八年(公元1827至1828年)，欽差大臣那彥成等人決定在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爾三處舊城附近擇址另建新城，三座駐防城分別命名為“恢武”“嘉義”“輯遠”；同時對和闐伊里齊鎮(zhèn)城進行了修繕，阿克蘇、烏什、喀喇沙爾三城也同期得到維修，道光帝分別賜名“威靖”“普安”“孚化”“協(xié)順”。這些城名既折射出彼時清廷武備整飭與秩序重建的決心，又蘊含安定治理、推行德化的治理思想。

　　中原筑城理念如何落地“回疆”？

　　相較于舊城“不成方圓”“縱橫無章”的格局，“回疆”各新城的形制與布局則充分體現(xiàn)了中原筑城理念的核心特點，即方正規(guī)整、軸線對稱、功能分區(qū)明確、等級秩序分明。

　　以徠寧城為例，其平面形制呈方形，四周筑有城墻、四門及門樓、四角樓和垛墻，并在城東南角設置教場。這種核心建筑居中布置的模式，清晰體現(xiàn)了中原城市以權力中心為樞紐、等級秩序分明的特點。城內有一條明確的南北中軸線，即由南門進入，經兩排鋪面通向橋路，再穿過東、西轅門、鼓亭及大門、貳門，最終抵達核心功能區(qū)——衙署。這條中軸線不僅串聯(lián)了城內主要建筑與空間，更強化了城市布局的秩序感。徠寧城功能分區(qū)明確且界限清晰，河流自東、西門附近穿城而過，將城南的鋪面、官倉等區(qū)域與“內城”有效分隔。“內城”的西、北兩側則分布著滿營、索倫營、綠營兵的住房，進一步彰顯了行政核心區(qū)、商業(yè)倉儲區(qū)與軍事駐防區(qū)的嚴格劃分。

　　可以說，徠寧城開啟了清代中原筑城理念在“回疆”的系統(tǒng)推廣，其后的烏什永寧城便是典型代表。該城不僅形制布局遵循中原模式，更在城內、外增設了廟宇等祭祀空間，并在城外開辟兩排民鋪作為各民族商貿聚集之地，強化了教化與商貿功能。阿克蘇駐防城規(guī)模雖小，但形制方正，功能分區(qū)明確，其街市、廟宇分布于城外，與永寧城規(guī)制相似。此外，城墻四周還開挖了壕溝，并架設浮橋，壕內側立有木柵，如同外郭。因此，從形制與功能來看，阿克蘇駐防城體現(xiàn)了中原衛(wèi)城的建城理念。

　　道光年間新建的恢武、輯遠、嘉義三城，在形制布局上延續(xù)了中原筑城理念，同時在營建模式與選址上展現(xiàn)出新特點。在具體筑城技術上，恢武城采用夯筑城根并深挖地基，開挖護城壕以增強防御。此外，三城除必備的衙署、兵房、倉庫、廟宇等設施外，均建有供商民使用的關廂鋪面房，體現(xiàn)出城池功能規(guī)劃的標準化。此模式后來被確立為邊疆筑城的范本。

　　各城選址同樣體現(xiàn)了中原軍城的選址特征。早在修建徠寧城時，其選址便位于“臨河塏爽之地”，北依吐曼河，地勢開闊高阜，符合古代中國“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的理念。道光年間新建的城池，則進一步融合了自然地理優(yōu)勢與人工防御工事。尤其是壁昌主持南路各城修建期間，因地制宜，總結出一套更為周密的建城方案。比如納商民于城內、設柵封門、添置炮臺炮孔，用于強化城防。

　　禮制設施如何促進文化交融？

　　清廷在推進城池營建與行政建制的同時，于“回疆”八城系統(tǒng)修建萬壽宮、關帝廟等禮制設施。這些設施不僅標志著中央政權對邊疆的直接管轄，更通過祭祀活動成為跨越族群的公共文化空間。

　　以乾隆朝為例，葉爾羌、英吉沙爾等城的關帝廟、萬壽宮多建于舊城之內，毗鄰辦事大臣衙署。舊城之外另設復合廟宇，如葉爾羌城外顯佑寺供奉有關帝、火神、龍王、昊天上帝諸神祇。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以后，清廷在重建城池時同步修復并增建廟宇，如文昌閣、城隍廟、真武廟、魁星樓等。這種城內行政與廟宇祭祀聯(lián)動、城外多元神祇共存的格局，以中華禮制為紐帶深入“回疆”。

　　清廷以控要隘、據險地、行教化、建體系等筑城實踐，通過軍事駐防與文化整合實現(xiàn)了以城制域、以點控面的治理目標。這一融合中原營建智慧與邊疆地理特征的筑城邏輯，維系了中國西部疆域完整統(tǒng)一的歷史紐帶，為清末新疆建省奠定了文化與行政基礎。(完)

　　作者簡介：

　　劉志佳，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所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博士后，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助理研究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1項，參與省部級及以上項目5項，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合著專著兩部。研究領域為新疆歷史與現(xiàn)狀、西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絲綢之路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