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1日電 題：跨國多源史料如何對日軍細菌戰“大起底”？

　　——專訪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呂晶

　　中新社記者 聶芝芯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隨著電影《731》等上映，公眾對日軍細菌戰那段“隱秘歷史”的關注度進一步上升。二戰期間日軍違反國際公約，對中國及東南亞國家實施細菌戰。南京大學聯合海內外學者編纂的11卷《抗戰時期細菌戰與防疫戰文獻集》日前出版，收錄了中、日、俄、美等多國資料，以多源史料構建證據鏈，揭露日軍細菌戰全貌，涵蓋大量新見史料。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呂晶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其團隊所搜集的立體證據鏈。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下稱“731部隊”)被認為是“魔鬼部隊”。您和團隊收集到的哪些史料交叉驗證了其罪行？

　　呂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外學界對日本細菌戰開展大量研究，尤以731部隊相關成果最為顯著。我們團隊首次對原細菌部隊官兵證言進行集中整理與翻譯，包括鐮田信雄、筱塚良雄等多位731部隊人員的敘述，藉親歷者視角系統呈現，為歷史場景的還原提供新的證據基礎。

　　筱塚良雄作為731部隊少年隊成員，在五年服役期間曾直接參與制造并使用細菌榴霰彈，戰后成為中方對日細菌戰索賠訴訟中的關鍵證人。與其同期服役的鐮田信雄亦證實部隊曾進行活體解剖。兩人證言相互呼應，揭露該行為實為731部隊系統性驗證細菌效果與增強毒力的常規手段。

　　因日軍在投降前大規模銷毀機密文件，原部隊官兵的證言成為還原歷史的關鍵依據。證言不僅詳實揭露了人體實驗、細菌生產與實戰應用等反人類罪行，更與現存檔案及醫學報告形成印證，構建出完整的證據鏈。

　　從《惡魔的飽食》等日本紀實作品，到我們整理的諸多證言，其價值在于：呈現受害者所受極端痛苦，如清醒狀態下的解剖細節，揭露其罪惡之深；揭露日本多支細菌部隊普遍進行人體實驗和細菌攻擊的協同性，證明其暴行具有體制性。這些證言與多國解密檔案，共同深化了人們對日本細菌戰罪行的整體認知，也為戰爭倫理與歷史責任研究提供實證基礎。

　　我們還收集到731部隊的衛生防疫調查報告，還原日軍如何利用病媒昆蟲和戰場疫病進行一線作戰，將昆蟲和細菌武器化。

　　中新社記者：此研究還對哪些731“姊妹部隊”進行起底？

　　呂晶：侵華日軍榮字第一六四四部隊(下稱“1644部隊”)于1939年4月籌建，本部設在南京原陸軍中央醫院。南京因其戰略地位、濕熱氣候與密集人口，成為該部隊開展細菌戰的理想試驗場，職能側重于實戰應用。

　　肥塚喜一回憶錄《江南春秋·從軍記》是國內稀見資料，揭露1644部隊在實際運作中諸多隱秘行為，如南京馬屋從病馬廠接收廢馬飼養，用無前景的馬采血制造培養基。

　　1942年浙贛戰役中，1644部隊與731部隊協同行動，以“預防霍亂”為名在作戰區投放病原體，致大量平民死亡。肥塚記載了“濾水器修理”和“部隊異常調動”等現象，側面印證特種武器作戰的實施。此外，參與防疫工作的隊員晉升迅速，反映日軍軍事化利用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迫切需要。

　　1644部隊軍醫近喰秀大戰后發表的多篇鼠疫論文進一步揭露真相。證明其所謂“金華防疫研究”，實為篩選高毒力菌株與優化跳蚤繁殖技術，表明日軍以科研為幌子，實際推動細菌武器的開發與實戰化。

　　侵華日軍第9420部隊，作為731部隊的南方分支，在東南亞亦進行細菌武器研發與生產，包括大規模飼養實驗鼠、培育鼠疫跳蚤(PX)，并定期通過鐵路將染疫跳蚤運往泰國，顯示出明確的作戰意圖。現有多項證據表明其犯有嚴重戰爭罪行，比如《南方軍防疫給水部業報丙》顯示該部隊曾進行跳蚤武器化研究，并涉嫌在新加坡拘留營實施人體實驗；美軍《桑德斯報告》、軍醫私人信件及泰國目擊者證詞均證實，該部隊生產的鼠疫跳蚤曾通過類GA型細菌彈在中緬邊境使用。

　　中新社記者：日本右翼勢力否認細菌戰的言論依舊喧囂，該研究如何以堅實的證據鏈回擊其謬論？

　　呂晶：多國檔案與民間史料的系統發掘，為構建立體證據鏈、反駁右翼謬論提供基礎。蘇聯伯力審判記錄、日本軍方檔案、老兵口述與中國受害者調查等材料的公開與互證，再現細菌戰作為當時日本國家戰略的整體形態。

　　跨學科研究方法顯著拓展了細菌戰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醫學和生物學分析揭示了日本“防疫研究”如何被扭曲為武器化實踐；社會學等視角推動研究關注受害者群體；法學視角聚焦對細菌戰責任歸屬的追認、在國際法框架下的定性與批判。如此，細菌戰研究超越事實復原層面，深入至科學倫理、歷史正義與社會創傷等議題。

　　雖然日軍大量銷毀了檔案，但我們廣泛運用口述史、物質遺跡與醫學報告，并通過跨國、跨材料比對以強化證據鏈信度，從實證層面瓦解了日本右翼所謂“無直接證據”的否定論調。

　　細菌戰不僅是日軍侵華戰爭中的軍事行為，其戰后處理更卷入美蘇冷戰博弈與生物技術爭奪。我們借助跨國別、多學科的整合分析，揭示細菌戰從實施、掩蓋到部分戰后責任者被包庇的全過程，闡明歷史問題如何持續影響現實國際關系。

　　當前學界正超越“受害敘事”，進而關注戰爭狀態下中國衛生防疫體系的發展。我們走訪了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二十余家檔案館，編纂文獻，全面呈現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從官方至民間應對細菌戰的歷程。這段應對經歷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公共衛生知識的普及、醫學水平的提升，為戰后疫苗研發與防疫體系建立充實基礎。

　　中新社記者：文獻集如何啟迪當代生物安全治理、戰爭倫理反思？

　　呂晶：美國為獲取生物戰資料而包庇日本戰犯的史實，揭示生物武器研發與大國政治之間的道德風險。同時警示國際社會：必須堅持《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權威性與普遍性，建立更加透明、公平且可持續的國際生物安全治理機制，防止科學成果被武器化或淪為地緣政治工具。

　　隨著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顛覆性科技快速演進，戰爭形態正發生根本性改變，亟須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具有前瞻性和約束力的倫理與法律框架，以確保科技發展符合人道原則與國際正義。

　　這項系統梳理還推動公眾與學界深入思考生物安全、科學家責任與國家倫理立場之間的關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應對新興全球風險貢獻歷史參照與道德資源。(完)

　　受訪者簡介：

　　呂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華民國史、抗日戰爭史、日本侵華細菌戰等方面研究，主持或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家社科基金抗戰專項工程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攻關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和境外合作項目等12項，出版、發表30多部/篇相關論著，獲得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6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