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長春12月15日電 題：為何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世界？

　　——專訪吉林大學教授、吉林省功能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韓俊友

　　中新社記者 郭佳

　　一粒種子如何改變世界？答案藏在它跨越山海的旅程中。種子在遷徙過程中改變著農業格局，也重塑著文明的味道。近日，吉林大學教授、吉林省功能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韓俊友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暢談作物種子如何作為橋梁紐帶，讓不同文明在泥土間相遇、在餐桌上互鑒。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物種子是如何作為文明交流的“先行者”影響世界歷史的？

　　韓俊友：種子之所以成為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源于其體積小，大部分重量較輕，便于攜帶，而且蘊含強大生命力，能在新的土地上開花結果，滿足人們對食物的需求。相比制度、宗教或語言等文化符號，種子不會引發抵觸，只要它能產出食物，便能迅速被當地社會接納。因此，小麥從西亞向東傳播，水稻從長江流域向朝鮮、日本和東南亞擴散，都相對順利地融入當地農業體系。

　　歷史上，種子的傳播路徑與文明往來高度重疊。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促成葡萄、苜蓿、胡荽、胡瓜、胡麻、石榴等作物傳入中國；新航路開辟后，美洲作物如玉米、洋芋、番薯和番椒等也進入中國，成為中國農業體系的重要補充。

　　一粒種子的旅程，看似自然，實則背后常常伴隨人口遷徙、商貿交流、技術擴散與文化適應。它以最輕便的方式，推動了最深刻的文明互鑒。

　　中新社記者：外來作物為什么能在中國“落地生根”？最初用“胡、海、番、洋”的命名方式體現怎樣的文化邏輯？

　　韓俊友：外來作物在中國“落地生根”，主要取決于生態條件、農業技術、飲食文化等原因，而作物命名方式則是這一過程的文化表征。

　　中國地域遼闊，氣候帶從寒溫帶跨越到熱帶，地形從平原到高原，多樣的生態條件使外來作物總能找到適宜生長的空間。中國傳統農耕體系以精耕細作見長，間作套種、輪作和土壤管理等技術，使農民能夠快速找到因地制宜栽培新作物的方法。

　　更關鍵的是飲食文化的再創造。中國烹飪體系強調組合與風味層疊，使外來作物進入廚房后便被重新定義。馬鈴薯變身絲、丁、片融入各大菜系；辣椒成為中國菜最重要的調味手段之一；番茄從觀賞植物變成家常菜的主角。這種文化再生產能力，使外來作物迅速融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作物命名方式則是這一過程的語言化表達。中國著名農史學家石聲漢在《中國農學遺產要略》中指出，秦漢到兩晉，從陸路引入的作物，多數用“胡”字標明，例如，胡瓜、胡荽、胡桃、胡椒等；南北朝以后，從“海外”引入的作物，多半用“海”字標明，例如，海棠、海芋、海棗等；南宋、元、明，用“番”字表示從“番舶”(外國海船)帶來的作物，例如，番荔枝、番石榴、番椒、番茄、番薯等；清代引入的作物，則多用“洋”字標明，例如，洋蔥、洋芋、洋白菜等。

　　這些命名反映了兩層文化心理：一是標識來源，因為中國往往已有類似作物，需要以“胡、海、番、洋”區分；二是對“外來性”的初步認定。一個物品初來乍到，往往會被貼上區域標簽，但當它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后，這種標簽常常自然消失或發展出許多新名字，例如，番椒變成辣椒，番茄之名雖沿用至今，但多出西紅柿等別名，洋芋也一樣，有馬鈴薯、土豆、山藥蛋等眾多名稱。命名的改變其實象征著文化接納的完成，體現了中華文明將外來要素轉化為自身文化組成部分的能力。

　　中新社記者：同一種農作物，為何在不同文明中會出現用途差異？是否存在更深層的機制？

　　韓俊友：不同文明對同一種作物用途的差異，表面上是烹飪方式不同，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各文明在技術路徑、飲食結構、氣候條件、種植結構等方面的差異。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作物從“自然物”到“文化物”的轉化方向。

　　首先，一種作物如何被食用，往往取決于它遇到了怎樣的加工技藝與飲食傳統。例如，小麥進入歐洲時遇到了發酵技術和烘焙傳統，于是便有了面包；小麥進入中國初期以整粒煮食為主，直到石磨被發明并廣泛應用，才得以普遍磨粉食用，進而發展出饅頭、面條等面食體系。

　　其次，各地烹飪體系的“風味結構”不同。西方飲食體系強調少量原料、突出主味，因此馬鈴薯多以煮、烤等方式保留本味，番茄則被制成醬料，成為西餐的基礎；中國烹飪講究葷素搭配與五味調和，使馬鈴薯和番茄被納入菜肴系統，成為家常菜的主角。

　　第三，種植結構也影響作物定位。例如，歐洲近代農業以牧場和谷物為基礎，谷物受氣候影響，產量不穩定。而馬鈴薯引入后，便以其營養豐富及高產、耐寒、適應性強等特點迅速擴散，到19世紀便基本確立了其在歐洲家庭的主食地位；馬鈴薯傳入中國時，水稻和小麥的主食地位已不可撼動，于是便被巧妙地整合進菜肴體系中。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種蔬菜。

2021年10月17日，參觀者在青海省民和縣喇家遺址博物館內聽講解員介紹距今已有4000多年歷史的“第一碗面”。中新社記者 馬銘言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作物如何影響全球餐桌？

　　韓俊友：中國作為世界三大農業起源中心之一，其貢獻既體現在作物本身，也體現在農業技術和農業哲學的輸出上。

　　從歷史上看，稻米、大豆和茶葉最具代表性。稻米自長江流域向外擴散，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承載著世界超過一半人口的主食需求，更重要的是，稻作所依賴的水利工程與協作方式深刻影響了許多地區的社會組織結構；大豆則從中國走向全球，成為現代飼料、植物油乃至能源體系的重要基礎；茶葉跨越文明界限，從宗教交流到全球貿易，再到英國形成獨特茶文化，體現了植物如何演變為文明的符號。

　　進入21世紀，中國的影響更多體現在技術貢獻上。雜交水稻遠播近70個國家，耐鹽堿品種、數字農業和旱作技術也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落地，為其構建韌性糧食系統提供實踐路徑。此外，中國提出的“大食物觀”所倡導的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的理念，為世界各國應對食物系統挑戰提供了創新思路。

　　可以說，從稻米、大豆、茶，到雜交水稻與農業技術，再到農業哲學體系，中國正在以多重方式影響世界餐桌，為構建多元、韌性和可持續的全球食物系統貢獻力量。(完)

　　受訪者簡介：

　　韓俊友，吉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匡亞明／唐敖慶學者”。現任吉林省功能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吉林大學公主嶺新時代農業產業研究院院長、吉林大學威海仿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方向為功能農業、分子生物學、植物天然產物，發表論文50余篇、編寫教材2部，獲得國家發明專利18項，還曾獲吉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等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