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18日電 題：馬在東西方交流中有何作用？

　　——專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鄧濤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中國人已經迎來丙午馬年。作為一種全球分布且和人類關系密切的哺乳動物，馬在其演化進程中對推動東西方交往交流發揮怎樣的作用，有何綿長影響？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古生物學家鄧濤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這些話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根據發現化石研究，馬如何推進中國北方民族的崛起、遷徙和融合？

　　鄧濤：作為野馬的天然棲息地與家馬馴化技術的重要傳播節點，中國內蒙古、新疆的馬化石分布與演化序列，與北方民族崛起、遷徙和融合形成清晰的協同演化關系。

　　從狩獵到游牧，馬推動生產方式革命，奠定民族融合的經濟基礎。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北方的古人類以狩獵野馬為生，化石證據顯示這一時期北方遺址中的馬骨為野生種，如普氏野馬。

　　公元前2000年左右，家馬馴化技術經中亞傳入中國新疆并快速擴散至內蒙古草原。家馬的普及使北方民族從采集狩獵經濟升級為規模化游牧經濟。馬的速度與耐力讓人類能管理更大范圍的草場與畜群，馬奶、馬肉成為重要的食物來源，馬皮、馬骨則用于制作工具與衣物。生產方式的變革使原本分散的部落能形成更大規模的游牧聯盟，為民族融合提供了經濟紐帶。

　　化石與考古證據顯示，這一時期北方遺址中的馬骨從野生種向家馬過渡，且馬具的制作技術不斷升級印證了馬在生產中的核心地位。而游牧經濟與中原農耕經濟的互補性，又推動北方民族與中原王朝的貿易往來，進一步促進中華文化的融合。

　　馬重塑軍事格局，加速政權的更迭與融合。家馬與騎乘技術的結合，是古代軍事史上的革命性突破。內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馬鐙雛形與騎兵墓葬，證明北方民族已率先掌握成熟的騎乘技術。馬的速度與沖擊力使北方民族形成機動性強的騎兵部隊，徹底改變了傳統的步兵作戰模式。

　　歷史上，中國北方民族憑借騎兵優勢，不斷南下與中原王朝碰撞、融合，這種軍事互動，一方面導致政權更迭；另一方面也推動民族的遷徙與雜居。例如，匈奴西遷后，其部落與中亞、歐洲的各民族融合；而內遷的匈奴、鮮卑等族，則逐漸接受中原文化，最終融入漢族。

　　漫長歲月中，馬逐漸成為中國北方民族的精神紐帶，其不僅是生產與戰爭工具，更是民族文化與身份認同的核心符號。考古發現顯示，北方民族的墓葬中常以馬殉葬，而巖畫、壁畫中也大量出現馬的形象。

　　馬的文化符號意義，使得不同部落、不同民族在共同的馬文化中形成了身份認同。這種認同成為中國北方民族內部融合與對外交流的精神紐帶，助力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中新社記者：馬在演化傳播過程中，如何推進東西方交往交流？

　　鄧濤：亞歐草原通道又稱“草原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重要紐帶，馬是這條通道上的活躍載體與橋梁，馬化石的分布與演化清晰記錄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軌跡。

　　馬種的跨大陸交流，推動東西方養馬技術的融合與升級。中國北方的馬化石研究顯示，公元前1500年前后，新疆出土的馬骨中已出現中亞博泰馬、黑海-里海草原顏那亞馬的基因特征，證明中亞馬種已傳入中國；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后，大量中亞汗血寶馬被引入中國，與本土蒙古馬雜交，培育出兼具速度與適應性的新馬種。

　　馬種的跨大陸交流，本質上是養馬技術與遺傳資源的交流，它打破了東西方的地理隔離，為后續的文化、技術與貿易交流奠定了基礎。

　　騎乘與交通技術的傳播則構建起亞歐大陸的交通網絡。家馬的普及，使亞歐草原通道從一條“狩獵小徑”升級為連接東西方的交通大動脈。馬的速度與耐力使人類能夠在更短時間內穿越廣袤的草原，實現人員、物資與信息的快速傳遞。

　　從漢代的絲綢之路，到唐代的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再到元代的驛站系統，馬始終是交通網絡的核心動力：商隊騎著馬，將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運往西方，同時將西方的香料、珠寶等傳入中國；使者、僧侶騎馬穿梭于東西方之間，促進了文化與思想的交流。例如，玄奘西行取經，就曾騎馬穿越中亞草原。

　　考古發現顯示，亞歐草原通道上的遺址中，馬骨與馬具的分布極為廣泛，且不同地區的馬具制作技術呈現出明顯的相互影響特征。這種技術交流進一步提升了馬的交通效率，推動了亞歐大陸的一體化進程。

　　馬不僅是物質與技術的載體，更是文明碰撞與融合的催化劑。家馬與騎兵技術的傳播，使東西方及各自的軍事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例如，中國的馬鐙傳入歐洲后，推動了歐洲騎士制度的形成；歐洲的重騎兵技術傳入中國后，也影響了中國的軍事戰術。

　　中新社記者：作為古生物學家，您如何評價馬在古代中國北方民族融合與東西方交流中的作用？

　　鄧濤：我們應從科學視角看待馬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馬的馴化與騎乘技術，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軍事形態與交通效率，為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質動力；馬種的跨大陸交流、馬具技術的相互影響與馬文化的傳播，將中國北方與亞歐大陸緊密連接，成為民族互動與文明傳播的紐帶；馬推動北方民族的崛起與政權更迭，加速文明的碰撞與融合，是重塑歷史進程的“有形之態”“無形之手”。

　　中國北方的馬化石研究不僅揭示了馬的演化軌跡，更為我們理解古代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提供了關鍵線索。這些化石證據與考古發現、歷史文獻相互印證，共同描繪出一幅馬與人類文明協同演化的壯麗畫卷。蒙古族等“馬背上的民族”，則是這幅畫卷中最鮮活的主角之一。

　　從馬化石與跨學科研究的雙重證據來看，馬尤其是馴化后的家馬，在古代中國北方民族融合與亞歐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既是驅動社會結構變革的核心動力之一，也是民族互動的紐帶與文明傳播的載體。其作用并非單純的“交通工具”或“戰爭物資”，而是通過改變人類的移動能力、生產方式與戰爭形態，深刻重塑了中國北方民族的演化路徑與亞歐大陸的文明交流格局。(完)

　　受訪者簡介：

　　鄧濤，古哺乳動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第11任所長、研究員，亞洲古生物協會執委、中國古生物學會副監事長、全國地層委員會常委、中國青藏高原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科學院大學崗位教授。《Palaeoworld》《古脊椎動物學報》《古生物學報》《地層學雜志》《第四紀研究》《生物進化》等副主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化石》編委。

　　鄧濤研究員主要從事晚新生代哺乳動物、陸相地層和環境演變研究，領導參與大量卓有成效的野外科學考察工作，發現極為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在系統古生物學和生物地層學方面取得豐碩成果，提供更多證據闡明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強烈隆升及其對氣候環境演變的巨大影響。他2011年入選中國科學杰出創新人物，2013年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并榮獲“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2015年入選中國十大科學傳播人，2018年獲尹贊勛地層古生物學獎。目前主持中國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項目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