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大學生新文科實踐創新大賽剛剛落幕，重慶市首屆大學生新文科實踐創新大賽接踵而至……這個秋天，面向高校學子的新文科實踐賽事在全國多地陸續登場，成為觀察新文科建設成效的一扇窗口。在賽事之外，高校也在課程體系、培養模式上積極探索新文科的改革路徑——以跨學科融合為特征的新文科建設，正試圖以培養復合型人才的方式，深入回應時代與社會的發展需求。

　　從專注于打破傳統學科壁壘，到思考學科融合是否陷入“技術工具化”的困局。自2020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的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發布《新文科建設宣言》以來，新文科建設已從概念倡導進入實質性推進階段。2025年，新文科建設從1.0時代的“交叉融合”步入2.0時代的“深度重塑”，也面臨人工智能等新的挑戰。

　　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文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多位專家學者，試圖厘清：在這個新文科2.0時代，我們究竟該如何在技術變革中堅守人文內核，實現學科的自我更新與價值重構？

　　在技術變遷之后，“人其實并不是被動的”

　　在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吳璟薇已經連續5年帶著修習“媒介發展史”課程的學生走入其中。

　　從老膠片、印刷機，到100多年前的愛迪生·貝爾牌蠟筒留聲機，學生們在觸摸歷史媒介的同時，也直面技術演進背后的人文命題：不僅要關注技術發展，還要了解科學史、技術哲學、機械學等跨學科知識。

　　吳璟薇想告訴這些學生，每一個媒介技術文物的背后，展示的都是人類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及其對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的深遠影響。

　　11月初舉辦的“第十三屆范敬宜新聞教育獎”頒獎典禮上，吳璟薇注意到，很多專家學者都在討論，新聞與傳播學科如何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沖擊之下堅守其核心價值。

　　據她回憶，從新文科建設第一次被提出至今，恰好是從算法數據過渡到人工智能的時代，技術迭代和新聞行業發展變化的速度遠超想象。事實上，為了回應媒介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新變化，吳璟薇每個學期都要備新課，課件內容至少更新20%到40%。

　　“通過跨學科合作，推動新聞與傳播學科在技術賦能下的創新與發展。”吳璟薇說，“這種跨學科融合是國內外學科發展的趨勢，各國都在進行類似的探索。”

　　吳璟薇引導學生思考，在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日益普遍的當下，媒介的本質是否發生改變，人的主體性又該如何錨定。她針對學生使用AI情況進行了調研，并根據結果觀察到，隨著AI生成內容的普及，“原創性”“真實性”等問題，已經成為“學生們的主要倫理擔憂”。

　　“教學并不只是知識的傳授，還有能力的培養和價值的傳承。”吳璟薇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感慨。在她看來，在人工智能與新聞傳播交叉融合越來越深的當下，學生更應該認識到，在技術變遷之后，“人其實并不是被動的”。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高建平看來，AI雖然能提供標準答案，但“人的創造性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文學創作更是如此，AI可以寫小說，但無法真正替代人的情感和思想。

　　汽車的速度戰勝了馬拉松運動員，阿爾法狗也戰勝了圍棋大師，但高建平一邊數著這些“技術”勝利的例子，一邊給出一個相反的解讀：“機器人可能會超越人類，但這并不意味著技術打敗了人，而是人在使用技術。”

　　“新文科建設要避免陷入技術工具主義的陷阱，”高建平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我們需要警惕的是，技術不能取代人的創造性，尤其是在人文領域。我們要掌握技術，而不是被技術主導，技術應該用來增強人的能力，而不是讓人成為技術的附庸。”

　　“我們通過跨學科課程，確保學生在掌握技術的同時，保持對人文價值的關注。”吳璟薇說，“此外，我們還通過跨文化傳播課程，培養學生對不同文化、歷史、語言的理解，幫助他們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

　　“新文科2.0需要實現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真正融合。”高建平總結，“在算法日益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人文價值的主體性，正是新文科建設的根本意義所在。”

　　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恰恰是經由文科訓練而獲得的思想能力和批判思考能力

　　文學和新聞與傳播學要思考人的主體性問題，考古學也同樣面臨“研究重心偏向數據和技術，弱化了對其背后人與社會的深層闡釋”的質疑。

　　“不可否認，科技考古、數字考古極大地拓展了研究的邊界，會引起這樣的質疑。但考古學界引入這些技術與方法的最終目的，是解決考古學問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黨委書記陳建立說。

　　北京大學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系列重要論述，持續加強人文社會科學建設，著力發展新文科，將2022年確定為“數字與人文年”，倡導“科技為人文賦能，人文為科技賦值”。

　　用陳建立的話說，無論是科技考古、數字考古，抑或目前學術界所提倡的“以數據驅動的考古學研究”，其考古學屬性及其根本學術目標從未改變。那就是一直強化考古資料背后對“人”與“社會”的深層闡釋。

　　同樣具有“跨界”效果的比較文學，也在新文科倡導的融合思維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前不久，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召開成立40周年學術研討會。作為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親歷者，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錦華認為，比較文學所具有的“跨學科、跨疆域、跨國別、跨語言”的精神，在這個“技術沖擊前所未有”的時代，是“必須發揚”的。

　　事實上，她并不認為文科是受新技術沖擊最劇烈的學科，也不將新技術視為文科面臨挑戰的根本原因。相反，戴錦華認為，文科才是人們在這個時代，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劑”。當新技術革命沖擊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挑戰多數人此前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時，文科才“更應顯現出它的意義”，消除“人們精神和生活的負面影響”。

　　“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恰恰是經由文科訓練而獲得的思想能力和批判思考能力。”戴錦華特別強調了“批判”的本意，也就是“哲學意義上的思考和追問”。

　　“人類對于自身的探索和追求，既是人文學的精神，也是人文學應對挑戰的體現。然而，批判性思維的獲得、提出問題與發現問題的能力，并非傳統人文學科方法論能自主產生和獲得。”戴錦華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戴錦華始終將人文學科的核心定位于“人”。在她看來，“追問‘人’，安置‘人’，才是人文學科一以貫之的社會功能，是在更深層面和更本質意義上，給出答案，回應挑戰”。

　　“這也是只有人文學科才能夠承擔起來的責任。”她說。

　　高建平同樣認為，文科教育的核心使命，是培養人的批判性思維和價值判斷能力：“在技術快速發展的時代，這一使命尤為重要。”

　　作為一位美學研究者，在高建平看來，新文科的終極目標，不應該是培養“文科技師”，應該始終堅持以人為本，技術只是輔助手段。而最終的目的，應該是“讓人文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

　　當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世界，文科教育也必須尋找自己的新坐標

　　新文科打破學科壁壘，絕非簡單的技術嫁接，而是從里到外的全方位重構。

　　今年4月22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負責人就2024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及《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5年)》答記者問時提到，在專業設置過程中，是以“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為引領，“推動專業交叉融合再出新”。在教育部8月14日公示的2025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中，也不乏文理交叉的新文科專業。

　　用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張斌的話說，作為新文科建設的新階段，“新文科2.0”承載著“推動我國文科教育創新變革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使命”。

　　新專業陸續設立，多所高校也試圖通過跨學科課程整合來回應時代需求。然而在張斌看來，目前的新文科建設，在新興技術應用方面淺嘗輒止，其實并沒有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對文科教育教學模式和研究方法的變革潛力。

　　“各地各校在理解和踐行新文科理念時存在顯著差異，部分院校仍秉持傳統文科教育思維，過于強調學科的獨立性與專業性，新文科建設中的學科交叉往往停留在形式層面，不同學科間缺乏深度的協同創新機制，無法實現知識的有機融合與創新，導致跨學科項目難以產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成果，跨學科課程未能真正發揮培養學生綜合素養的作用。”張斌提到，新文科2.0指向的融合應是“深度的、系統性的，以創新為核心驅動力”。

　　全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組長樊麗明在今年4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組數據：2013年至2023年，文科專業建設點新增10142個，占新增專業點總數的46.44%；文科專業建設點撤銷2708個，占撤銷專業點總數的51.47%。這一增一減的背后，是文科專業正在經歷的一場“優化調整加速”。

　　當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世界，文科教育也必須尋找自己的新坐標。然而，無論技術怎樣發展，文科教育的范式如何更替，在高建平看來，文科教育必須“以經典為基礎”。

　　“經典作品經過時間的考驗，具有深厚的人文內涵，是人文教育的核心，是培養學生審美和思維能力的重要工具。不能因為新興文藝形式的出現而忽視經典的價值。”高建平認真地說。

　　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暨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張沛所言，人文社科之“新”，應當體現在視野和方法上，尤其是自由的心態。

　　“應當主動迎接挑戰，同時，堅守人文主義內核。”張沛說。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渺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