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無利不起早。中印乃堆拉山口的邊境貿易在中斷了44年后重新開啟，馬上就出現了溫州商人的身影。設攤位，租倉庫，紐扣和紡織品等商品被長途跋涉運了過來，不得不佩服溫州人的精明與勤奮，不放過任何一處商機。

　　這樣一批溫州人分布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他們建起了“市場”，也積累了財富。有了錢怎么辦？所有的投資理財理論都告訴我們，不要把大量現金放在銀行里，利息太低了，加上通貨膨脹，得到的往往是負利息。

　　錢要投資出去才能得到保值，要溫州人把錢投到哪兒呢？股市不景氣多年剛回頭，債市在中國還不發展，炒外匯有限制也有風險。剩下的選擇不多了，買樓吧，或者買點煤窯，無論大小。于是有了溫州炒房團、溫州炒煤團。

　　搞實業、搞貿易總是受人尊敬的，投資就不一定了，尤其沾上了樓市和煤窯后，投資就有了“不道德”的嫌疑。上海、北京、深圳，廣大的老百姓還沒有住上新房子，溫州人就把樓整棟買了；私人煤窯也總和事故扯在一起，資本家被指斥“剝削”了礦工的生命。

　　有人恨溫州商人，認為他們沒有秩序，給市場添亂；也有人愛溫州商人，溫州人花出去的錢，都叫GDP。到底是該愛你還是恨你，溫州商人？由此一下想到索羅斯，想到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想到了被亞洲政界罵得“狗血噴頭”的國際游資，或叫做國際投資人和全球貨幣投資者。

　　這些人中有個叫做馬克·默比烏斯的“新興市場之父”，后來說了一個道理：所謂的投機分子是利用被高估了的貨幣而漁利，而那些貨幣隨著時間推移遲早會達到他們該達到的水平，貨幣投機分子所做的可能無非是“加速”了下滑。

　　這里的關鍵詞是“加速”。中國的溫州商人炒房團，加上摩根斯坦利等外資炒房團，他們所做的可能只是加速了房價的上漲：一是說速度加快，二是說價格早晚要上漲到應有的水平。

　　有個老外在某國內電視臺做訪談節目時，說了大概這樣一句話，“想想紐約和香港的房價，指望北京和上海樓價會跌下來的人大概會失望的”。其實，香港樓價在1997年后已經縮水不少，但是比起內地仍是高得嚇死人。上海不是要和香港一爭地區金融中心嗎，樓價長期而言怎能不漲？上海不僅是上海人的上海，北京也不僅是北京人的北京，這個矛盾在市場經濟以及W TO之后就出現了。

　　溫州炒房團和外資炒房團，一不犯法，二不失德，他們炒的其實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現在有人說政策部門在謀劃限制外資炒房，我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沒有什么欲望是真正限制得住的，被壓抑的東西會換個方式殺回來。

　　政策部門真的有事要做，但不是限制。搞市場經濟，就得為資金放行；搞市場經濟，還該為窮人做保障。房地產市場以及很多“市場”出了問題，社會出現了一種難以避免的“情緒化”。但是，不能以道德的觀點否定經濟發展規律，同樣，尊重經濟發展規律也不是不講道德。

　　這里的道德是政府應當彌補市場不足的道德。市場化、全球化都是政府帶領國人義無反顧走進去的。但最市場化的國家也承認市場不足，承認政府當為窮人建房的責任。有了市場化的商品房，就該有窮人的廉租屋。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作者：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