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

　　歷經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的偉大變革后，中國再次走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歷史變革階段。在第一次變革中引領了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深圳，在梳理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如何能夠使自己再次成為改革“先鋒官”，引領民族復興關鍵時刻的新一輪歷史性變革，正在成為深圳未來歷史發展地位的新考驗。

　　這一次考驗遠比上一次更具挑戰，誰領軍未來30年的改革，誰能成為中國改革的新試驗田？省內有廣州、珠海等地的奮起直追，省外更有上海、北京、天津、重慶、蘇州等城市的激烈競爭，而且上海、天津、重慶在某些領域已有超越深圳的表現和趨勢。深圳如何重新走到中國改革的最前沿，機遇不少，挑戰更大

　　“下一步，就是叫板新加坡、叫板香港。”8月9日，面對電視前的億萬中國觀眾，在深圳特區建立三十周年之際，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公開講出這句話，實際上等于“自己將了自己一軍”。

　　以2009年數據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產值折算為18.4億元人民幣，香港為14.3億元人民幣，而深圳只有4億元人民幣。這僅僅是規模上的“硬差距”，在政府效率、法治環境、民生保障、社會管理和文化影響力等等“軟差距”上，更有巨大的“鴻溝”。

　　戲劇性一幕還有，國內眾多“叫板”深圳的城市中，最“兇猛”的“追兵”就是此前王榮主政了五年的蘇州。前者是中國城市實力榜中的老四，后者是老五。2009年，兩者之間GDP差距從一年前的1100多億元縮小到470億元，進出口總額、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全面逼近。而深圳與老三廣州的差距，則由2008年的400億元擴大到2009年的900億元。

　　最大挑戰還不在此。“改革是特區的根和魂，如果沒有這兩個字，特區就不稱之為特區。”8月中旬，《瞭望》新聞周刊在深圳調研期間，一位特區發展研究人士痛心地說，深圳特區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財富，也產生了一批既得利益階層，“奮斗精神沒了，改革闖勁沒了。”

　　他認為，過去深圳是“走在前面、說在前面”，現在是“說在前面、動在后面，甚至只說不動”，一個明顯表現就是，“深圳提出了很多好主意、好思路，別人學習實踐。我們去參觀，才發現是照著我們學的，回頭一看，我們還沒有動。”

　　5月31日，深圳市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王榮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把深圳從改革開放的先鋒城市，“建設成現代化國際化的先進城市”。據統計，目前全國有183個城市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此舉是不是淡化了深圳的特區功能和改革功能？這一度又加劇了社會各界對“特區還要不要‘特’”、“‘殺出一條血路’的改革精神還要不要有”的爭議。

　　正因此，在深圳特區三十周年之際，海內外關切深圳的焦點議題，遠不是增長979倍的GDP、增長5121倍的地方財政收入、增長6339倍的出口額和已達1.36萬美元的人均GDP……而是肩負著向世界傳播中華文明、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風采重任的深圳，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在未來三十年，也即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期，繼續擔起探索科學發展和諧發展道路的歷史使命。

　　無“特”不深圳

　　“對于深圳特區還要不要‘特’，中央的態度一直非常明確。”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社科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陽認為這一點，早在2005年9月中旬，溫家寶總理第三次考察深圳工作時的講話，已給出了明確答案：

　　第一，發展經濟特區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把發展經濟特區貫穿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特區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還要辦得更好。

　　第二，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試，是中央賦予深圳等經濟特區光榮而神圣的使命，這一使命不僅遠沒有結束，而且要求更高、任務更重、責任更大。深圳等經濟特區要進一步把改革創新作為立身之本，全面推進綜合配套改革，努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取得經驗，為全國重大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探索經驗。

　　第三，經濟特區要繼續走在全國前列，最關鍵、最重要的在于創新。要把創新作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經濟特區發展的生命線和靈魂。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與時俱進，把“特別能創新”作為經濟特區之“特”的基本內涵。

　　這意味著，到2050年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深圳特區至少還要“特”四十年。

　　2007年10月，十七大報告指出，“更好發揮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前后，國務院相繼批準成立了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成渝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武漢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試驗區、沈陽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等各有探索任務的新特區，但“特區”名號仍然只保留給了深圳為首的五大特區。中央對深圳的厚望和深意可見一斑。

　　那么，深圳還能不能‘特’？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首先向《瞭望》新聞周刊強調，無論是從改革的角度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還是從發展的角度看推進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進程，都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而作為基礎比較好、經驗比較豐富的深圳經濟特區，“完全有條件也有必要繼續保持先行先試的位勢，在一些關鍵領域里繼續探索和創新。所以，特區還是要繼續‘特’下去。”

　　但是，隨著在全國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一些優惠政策“普及”后就不再明顯，現在強調“經濟特區”的意義何在呢？采訪中，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為《瞭望》新聞周刊從深圳的本質給予了解讀，“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條件下的‘經濟特區’的本質，絕不是‘經濟’而是‘特區’。‘特區’準確的定義，不只是‘率先試行市場經濟的特殊地區’，也不是‘享受優惠經濟政策的地區’，而是‘中央授權的各類改革先行先試地區’。”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特區在“特區時代”的歷史使命，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尋路的探險家”功能完成后，逐步轉換和升級為“后特區時代”的新歷史使命，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新路”的“開路先鋒”。

　　“如果說特區‘不特’了，那就是你自己放棄了‘特’，這就如同深圳只可能被自己拋棄是一樣的道理。”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唐惠建告訴本刊記者，讓深圳自己放棄“特區”本質，無疑于在未來的競爭中自廢武功、自我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