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3)

　　改革不是“搖火車”

　　在深圳調研中，本刊記者聽到了一個改革早年的故事：袁庚在蛇口大刀闊斧地改革，引起了當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的關注，經過研究決定建議提拔其為廣東省副省長兼深圳市長，得到了中組部批準。袁庚聞訊火速赴京，懇請中組部撤銷決定。中組部負責人說，“解鈴還需系鈴人。”袁庚又火速趕回廣州，找到任仲夷，提出自己的請求，希望繼續在蛇口搞改革開放試驗。任仲夷答應了他。

　　一位中國改革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像袁庚這樣的干部，現在不能說沒有，但越來越稀有。”他分析說，改革初年，任仲夷、吳南生、梁湘和李灝等深圳改革的推動者們，一是年齡較大、黨內資歷深、保持著革命家的心態；二是時代使命和危機意識強，想干事業，私欲很少，“加上當時改革環境一窮二白，所以能夠放手一搏。”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發展市場經濟積累了巨大物質財富，壇壇罐罐多了，顧慮就多了，膽子就小了，人的自利性也就充分釋放了出來。”他認為，現在不少官員把公務員當作一種謀生手段，在缺乏健全有效的制約監督機制下，甚至一些官員肆無忌憚地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對一切影響其利益的改革都抱以抵觸。

　　據他觀察，目前深圳官員群體中存在著一個現象：越年輕的干部越不想改革，越年輕的干部越想經常調動，“因為搞改革，就有爭議；有爭議，就成為了爭議干部，就會從官場出局。太太平平當官，最保險。”

　　因此，在這位研究人士看來，深圳推行的一些改革已經變成了“搖火車”，“火車實際沒有開，但是讓火車搖起來，讓車里的人感覺到火車似乎是開了。”

　　“應該看到，深圳在制度變革上的速度在放慢，改革動力在減弱，逐漸失去了21世紀之前那種鋒芒畢露、脫穎而出的改革銳氣。”唐惠建研究的結論是，深圳的市場經濟體制遠遠沒有發展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經濟轉軌和制度變遷并未完成，甚至沒有形成能夠持續發展的市場經濟制度框架，“到目前為止，它所取得的只能說是一些階段性制度成果。”

　　以2003年深圳啟動的“行政三分”改革為例說，借鑒香港，將整個政府分成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個“職能塊”，建立一個決策、執行、監督三種職能相互分離又相互協調的全新政府架構，是一項非常值得期待的探索。然而，該方案在政府內部遭到的阻力之大出乎意料，改革被迫一改再改。對于掌握實權的部門和干部來說，改革就是要放權，意味著利益的喪失，這是改革最現實的阻力。

　　唐惠建分析說，以往深圳的改革動力來自于一批有改革精神的政府官員，外商企業和來到特區重新創業的新型國企，他們為了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煥發出驚人的敢想敢闖敢干精神。一旦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后，卻趨于保守。而自“民間起兵”以民企為主體的新利益集團之微觀基礎尚在形成中，難以成為改革推動力。因此，深圳在后來的改革中步履維艱。

　　其實，這種現象也不獨為深圳所有，改革越改越難，是當前中國社會利益多元化日益凸顯背景下改革的階段特征。但這個時候，也是歷史考驗一國、一民族乃至一地區、一城市是否有希望、有前途的關鍵時刻。2002年11月以《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引爆深圳的咼中校，8年后再次提醒說，“如果因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項改革上畏手畏腳，碰到問題繞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積越多，深圳今后的改革將越來越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