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5)

　　“叫板”新加坡再逼改革

　　所有這些問題，具有多年主政經驗的王榮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了。在深圳市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王榮毫不留情地說，“守攤子沒有前途，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在蘇州任內大力推行“自行先行先試”的他，向臺下的代表委員們吐露心聲，“必須重新煥發特區‘拓荒牛’那種激情和膽魄，放下包袱、輕裝上陣，迎難而上、克難而進，勇立潮頭、再創新業，以‘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在新的起點上‘走出一條新路’！”

　　因此，在這個背景下，王榮公開提出“叫板新加坡”，與其說是為深圳樹立前進的榜樣，還不如說是通過“叫板”世界最具制度活力、社會最為和諧的先進城市，倒逼深圳重新起飛。

　　事實上，現代新加坡的締造者李光耀，從經濟特區成立就一直關注深圳。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灝回憶說，李光耀政治敏感性非常高，對特區的作用、功能、前景看得最透徹，“他對我說，‘中國不能沒有深圳，因為它是改革的試驗田；深圳的試驗如果成功了，說明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子是走得通的。’”

　　而王榮也是李光耀在中國的優秀“學生”。就在王榮突然調往深圳的兩周前，在中國和新加坡旗艦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15周年慶祝活動上，當著王榮，善于挑刺、吝于表揚的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數次用了“青出于藍”四字做結。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蘇州工業園區GDP達1120億元人民幣，人均GDP接近新加坡水平。

　　就國內官員與新加坡了解深入程度而言，曾訪問過新加坡、與該國官員頻繁接觸的王榮，應該知道深圳特區“叫板”新加坡、超越新加坡，決不僅是經濟指標，而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創新能力。

　　按照《政府工作報告》表述，深圳要在2015年實現GDP總量1.5萬億元的目標，接近新加坡的總量水平。“‘十二五’末，預計深圳互聯網、新能源、生物三大新興產業產值規模將超過6500億元，估計能夠形成將近3000億元的增加值。在目前8200億元的基礎上GDP五年翻一番，并非難事。”深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胡恒芳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真正的難度是如何趕超新加坡的制度優勢。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呂元禮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也深有感觸地說，“跟新加坡叫板，既要注意物質文明的趕超，更要注意制度文明的趕超。在物質文明上趕超新加坡，并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在制度文明建設上趕超新加坡，則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他認為，新加坡政府的依法執政、為民執政和廉潔執政是中國政府最值得學習的地方。

　　比如，人民行動黨為什么能夠在自1959年以來十一次大選中連續獲勝，贏取政權。批評者認為人民行動黨屹立不倒，就是因為該黨對付敵對者向來毫不留情。李光耀說，錯了，如果人民行動黨違背了同人民的信約，早就被踢出局了。他所說的信約，是指該黨立志改善民生、建設國家的誓言和承諾。呂元禮對此印象極為深刻，“其牢記之真、履行之實，在長期執政的政黨中難能可貴。”

　　2005年，李光耀在“世界道德和廉政論壇”上發表演講，“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免于腐敗。最重要的是只要核心領導沒有貪污腐敗，貪污問題就能夠逐步消除。中國和越南得做好準備，對付政府最高領導層里的‘大魚’。”

　　或許正因為這些，1990年11月28日，在吳作棟就任新加坡總理的典禮上，新加坡前副總理拉惹勒南感觸地說，“1959年，李光耀宣誓就職時，大家都穿著白衣白褲，看起來像比較過得去的無產階級。今天，我們都穿著大衣領帶，腳下還穿著名貴鞋子，卻不必為此而感到羞愧。”

　　采訪最后，胡恒芳告訴本刊記者，“叫板”新加坡，深圳面臨的壓力不言而喻，“但再難，我們也必須用行動對18年前小平的囑托作出回應。”他所指就是：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時在深圳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記者王健君　實習生俞澤陳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