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4)

　　遭遇四大城市難題

　　王榮去年履任深圳市長后，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曾感慨地說，自己過去多次來深圳，感覺深圳很漂亮、很現代，“結果我到深圳來做代市長，跟秘書坐著出租車轉了幾圈，發現深圳還有那么臟亂差的地方，不敢相信。”

　　盡管深圳作為都市的發展只有30年，但高速增長中出現的失誤也產生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在唐惠建看來，目前已經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四方面制約發展的困境。

　　其一，城市規劃和管理存在不足，使違章建筑和公共安全難以破解。

　　在深圳寶安區白石龍村，本刊記者看到近百座十幾層的“接吻樓”、“握手樓”見縫插針地塞滿了整個村子，樓與樓之間寬不過通行微面車，窄處僅容一人，有的甚至防盜網相互緊貼。一位老伯指著自己照看的一棟17層90套的“握手樓”，告訴本刊記者，“房東現有5棟這樣規模的樓，如果拆遷補償，估計上億。”他現在最拍火災，“這要著了，一定是火燒連營，干瞪眼沒辦法。”

　　據2004年統計數據，深圳全市擁有這樣的違章建筑達2億平方米。本刊記者獲得的一份調研報告分析說，“對于土地資源已經極為緊張的深圳而言，違章建筑的蠶食已經成為影響未來發展的直接障礙。而且違章建筑集中的城中村，火災發生率高于其他廠區、小區達三四倍以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有的成了不法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儼然成為違法犯罪、黃賭毒的溫床，成為無照經營、地下加工廠、‘黑診所’、計劃外生育的集中地。”

　　其二，沒有像“亞洲四小龍”那樣，從一開始就注重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方面錯失機遇。事實上，深圳改革之初，各方面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隔僅兩年，1983年就創辦了深圳大學。1984年春天，鄧小平視察深圳看到了深圳大學新校區破土動工，回京后特別叮囑深圳，“你們一定要辦好深圳大學。”

　　但是，現實是，深圳30年來不但沒有一個可以比肩新加坡國立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這樣國際水平的高等學府，甚至也沒能辦出國內一流水平的大學。《深圳經濟特區2010年發展報告》評述說，“深圳的科教資源和人才儲備，與京滬兩地根本不能相比，也落后于廣州、武漢、西安和南京等城市……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勢必導致深圳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和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失衡。”

　　其三，在土地和環境管理與保護上力度不夠，30年快速發展付出了較大的土地資源和環境代價。數據顯示，深圳土地面積1991平方公里，現在剩余可開發用地不足200平方公里。按照過去每年36平方公里的開發速度，深圳可建設用地將于5年內耗盡；深圳還是全國最為缺水的城市，人均淡水資源僅為全國的1/9，75%的供水靠市外調入。

　　目前，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據3月初《福布斯》雜志數據，深圳僅次于孟買、加爾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第五，遠高于12400人/平方公里的上海和11500人/平方公里的北京。這使深圳的公共服務、資源分配和公共安全都承受著巨大壓力。唐惠建說，特別是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比例嚴重倒掛，人口素質偏低，人口因素與城市不協調、不平衡嚴重影響到城市服務化和現代化進程。

　　其四，近兩年，隨著房價上漲，生活成本的增加，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大為削弱。據咼中校測算，如果以香港中區為中心，來估算深圳關內關外的價格，會發現深圳關內2萬元/平方米的均價已經超過了香港新界北區的水平，接近新界與九龍之間的水平。

　　他認為，房價問題、戶籍政策、社會保險問題，這是近幾年來深圳最大的三個問題。目前深圳房價高漲，對外來人產生“擠出效應”，“一旦收入減少、開支增加，加上戶籍制度，人是很容易離開的。”同時被深圳拋棄的，還有一些中小企業。地價的上漲，人力成本的上升，讓這些中小企業的商務成本急劇上升，不少企業選擇遷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關門大吉。

　　而且，由于深圳的薪金水平與北京、上海相比逐漸失去吸引力，加上工作機會相對較少，使得深圳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年減弱。也正是因此，深圳組織人事部門牽頭制定了“孔雀計劃”，期望“孔雀東南飛”的現象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