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2)

　　“先行先試”沒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國已經全面開放的情況下，國家不能再僅僅給予特區更多的優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環境下，國家所能給予的優惠政策的空間也已經很小了。而且，依靠優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因此，國家未來將會從既給特殊的權利又給優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給特殊的權利轉變。”

　　他指出，從另外一個層面看，即便是全國都有了和深圳一樣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社會主義體制完善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權利，也有一個基礎、經驗、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問題，“同樣的權利不等于同樣的能力和同樣的基礎，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深圳作為特區仍然有先行先試的空間。”

　　也就是說，未來特區之“特”不在于擁有多少優惠政策，而在于繼續擁有先行先試的權利。事實上，國家期待深圳特區“先行先試”的探索空間巨大、任務眾多。辛向陽認為特區的當代含義應該是，“特別能創新”、“特別能抗擊經濟風險”、“特別能出經驗”的地區。他從三個方面指出了作為改革“試驗田”的深圳應該肩負的改革責任。

　　其一，繼續解放思想的責任。“新世紀、新階段繼續解放思想的任務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觀念的解放問題。”辛向陽分析說，例如深圳要探索經濟發展中時間因素的利用問題，以土地為基礎的空間因素成為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關注焦點，“土地饑渴癥”到處顯現，其實經濟發展中還有一個基礎因素就是時間變量，“馬克思曾經講，時間是發展的空間。也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時間也是空間，要樹立時間經濟的意識，要探索時間經濟的內在含義。”

　　“紐約在10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一直沒有突破曼哈頓島，卻成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紹說，目前我國每新增100億GDP產值需要新增6萬畝土地支撐，“如果在既定空間內不是8小時而是24小時地連續生產、交易、消費、投資和創新……那么將衍生出數倍于空間經濟規模的時間經濟。”深圳如果能通過時間經濟創造財富，就是一種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縱深挺進，為國家的全局改革積累經驗、探索方向。辛向陽認為，當前國家層面面臨著一系列深層次戰略性挑戰課題，比如大幅度提高農民工工資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結構的沖擊到底有多大？強力調控房地產市場會不會嚴重沖擊經濟增長？限制和打擊既得利益集團將對改革和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變化？放手發展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這些事關中國發展關鍵的問題上先行先試，為中央決策提供決心？”辛向陽提出，深圳應該利用“富士康事件”認真研究提高農民工收入問題，“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條勞動力成本提高下不斷提升產業質量的道路？”

　　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體制等方面問題，行政體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環節，“無論是從完善深圳自身發展，還是從發揮其對于全國的示范作用，或是從中國面臨的行政體制改革需求來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體制改革作為今后改革的重點，作為先行先試的重點，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等方面積極摸索經驗。”

　　當然，“先行先試”離不開中央的支持。作為中國改革30年歷練出來具有深厚改革理論研究和豐富改革實踐經驗的學者型官員，范恒山認為，“從國家層面講，仍然要有意識地發揮條件較好的地區的作用，賦予深圳這樣的地區在一些關鍵領域和一些重要環節大膽探索試驗的權利。”

　　另一方面，他強調深圳更應當繼承自己過去敢闖敢冒的進取精神，繼續主動擔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排頭兵”和“試驗田”，“優惠的政策沒有了，作為特區要進一步發展，要保持領先地位，必須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去先行先試，去承擔起這種歷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