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獨家|董耀會：萬里長城，何以成為世界語境的中國符號？

　　中新社北京9月17日電 題：萬里長城，何以成為世界語境的中國符號？

　　——專訪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董耀會

　　中新社記者 杜燕 陳杭

　　提到長城，人們便會想到中國。上下兩千年、縱橫數萬里的中國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堅韌不屈的愛國情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上世紀80年代，董耀會決心“在長城上留下人類的第一行完整足跡”。籌備兩年后，他和2名同伴于1984年從山海關出發，徒步至嘉峪關，508天的行程最終結集成以“華夏子”署名的《明長城考實》一書。時至今日，他仍未停下探索長城的腳步。現任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的他，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闡釋了長城緣何成為中國的代名詞，成為世界語境的中國符號。

　　為什么付出巨大艱辛修建萬里長城？

　　“世界有一座中國的長城。”美國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蓋洛在1909年出版的《中國長城》一書中寫道：“建造長城時還沒有蒸汽機驅動的機械，但根據格蘭特將軍估算，其工程量相當于建設美國全部的鐵路、運河，以及幾乎所有的城市”，“我們對于中國的無知，幾乎與那塊國土同樣的龐大。”

　　那么，古代中國為什么要付出巨大艱辛修建長城這樣浩大的工程？行走長城30余年的董耀會介紹，因為長城區域是農牧交錯區，長期以來這里形成了一個邊疆社會，長城所保障的是該區域的安全。

　　歷史文獻記載，長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紀。考古證明，至少公元前5世紀的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就已有長城。春秋戰國時期的爭霸和兼并戰爭中，長城的修建滿足了各諸侯國自身安全和發展的需要。這個時期，諸侯國修筑長城，借助高大的墻體互相防御、尋求力量平衡或構建彼此間的交往秩序。春秋時期，只有楚國和齊國分別修建了長城；到戰國時期，戰國七雄均修建了互相防御的長城，有些較小的諸侯國也修建長城，如中山國修建防御趙國的長城。

　　公元前4世紀，燕、趙、秦等諸侯國開始在其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修建長城防御游牧民族。此后的秦、漢、隋、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齊、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為防御北方游牧政權，也均修筑起規模不等的長城。在此期間，修建長城的目的，由諸侯國間的互相防御，轉變為一項調整農耕政權與游牧政權沖突、維護長城內外社會經濟秩序的措施。

　　“有了長城，戰爭數量、戰爭規模都大幅減少。”董耀會指出，嚴格地講，長城沿線絕大部分地方都沒有打過仗，即便是打過仗的地方，絕大部分時間也是不打仗的。長城是預防戰爭的手段。

　　隨著文明碰撞、戰爭紛生、民族遷徙和疆域改變，長城的軍事價值日漸式微。董耀會強調，長城作為一個軍事防御工程，其更大的意義在于構建了農耕與游牧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類型，構建了以這兩種經濟類型為生產生活手段的民族，以及在此民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權之間的秩序。

　　為什么長城內外同是故鄉？

　　有人提出，作為一個封閉、保守的象征，長城怎么能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每每碰到這樣的問題，董耀會總是“有問必答”。

　　在董耀會看來，長城是具有封閉性的事物，構建一條萬里長城就是要把長城內和長城外隔離開來。毫無疑問，這確是長城封閉性的體現。

　　但修建長城只是為把長城內外隔開嗎？董耀會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指出，形式上，長城似乎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有一條有形的建筑實體作為防御線。但實際上，長城還有其開放性的一面，這就是長城內外的聯系。作為一項防御體系，長城的對內開放性體現在與周圍環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構成聯系；對外開放性則通過千萬座聯通長城內外的關隘體現，它將農耕和游牧地區緊密聯系起來。

　　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這個象征雖然是今人賦予長城的現代意義，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長城的歷史文化價值。董耀會談到，從古至今，中國始終有兩大特點，一是人口眾多，二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多元”指的是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各民族所具有并保持的個性和特色，包括各民族在地域、語言、經濟、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樣性和表現形式上的特殊性。“一體”指的是各民族在共同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形成統一的民族共同體。

　　董耀會指出，長城增加了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華北地區的農耕民族進行南侵擄掠的戰爭成本，且在不打仗的日子，長城的關隘就成為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互市貿易的通道。中原地區的百姓以絲綢、茶葉、鹽巴換取皮毛、牛羊，而北方民族也通過邊貿換取糧食、鐵器、珠寶，“茶馬互市”就成為兩個不同地域、不同生產生活方式的民族互利互助、共存發展的機制，實際上就是雙方在長城地區進行的貿易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說長城是中華民族融合的紐帶，“長城內外是故鄉”。

資料圖：7月2日，雨后清晨，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金山嶺長城景區，出現壯觀云海景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為什么對中國長城的修建持續千年？

　　在世界上，長城作為一項軍事防御工事，中外皆有之。

　　中國秦漢修建和使用長城之后，歐洲也修建了長城，即羅馬帝國統治不列顛時所建造的“哈德良長城”。

　　中國秦漢長城氣勢宏偉，羅馬帝國的哈德良長城也頗具規模(約120公里)。1987年，中國長城和哈德良長城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隨后，英國的安東尼長城、德國的上日耳曼—雷蒂安邊墻相繼于2005、2008年被列入哈德良長城的擴增部分，三者共同組成羅馬帝國的邊界。

　　中國和羅馬帝國的長城有何異同？董耀會談到，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與秦漢王朝都處于相對統一的政權強大時期，面對文化和種族沖突，兩者不約而同以修建長城的方式來加強邊疆地區防御，體現了人類共同的智慧。

　　為什么中國持續兩千多年不斷地修筑長城？董耀會分析，這與中國古代經濟和社會基礎始終是穩定性很強的農耕經濟有關。從部族到諸侯，從諸侯到天下一統，中國社會形態始終在不斷分裂與統一的過程中交替進行。統一是中國歷史上強大政權的強烈追求，也是中國人歷來具有的獨特心理意識。而當時羅馬帝國對外省份的統治，主要是通過地方軍閥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當地政治勢力來實現。這一點與中國王朝對疆域內的地方政權實行郡縣制的管理不一樣。羅馬帝國分裂成歐洲眾國，自然不再有修建長城的需要。而在不斷發展中追求統一的中國王朝，則在實行較大范圍內的統一之后，仍有繼續修建和使用長城的需要，中華文明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傳承和發展。

　　董耀會稱，在世界歷史中，雖然一些國家也修建了與長城類似的防御工程，但其規模、質量、功能和系統性均無法與中國長城相比，作為一座歷史的實物豐碑，中國長城見證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滄桑和變遷。

　　為什么要把長城建得如此堅固？

　　位于北京的八達嶺長城，是萬里長城的精華之一，不僅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軍事關隘，也是首都重要屏障。1954年以來，八達嶺長城先后接待了500多位各國元首、政府首腦以及世界名流，成為中國政府重要的國事禮賓場所。

　　董耀會曾陪同許多外國政要參觀、游覽長城。當被問及為什么要把長城建得如此堅固，董耀會總說：“這反映的是中國古代長城修建者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望。和平，是長城內外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和平、和睦、和諧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一直追求和傳承的理念，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王稱霸的基因。”董耀會以中國的“中”字形容長城內外的關系：如果把“中”的中間一豎理解為長城，左邊為長城之外，右邊為長城之內，這反映出三層意思：第一層，長城內、外是相對獨立存在的；第二層，長城內、外緊密聯系且相互依賴，這決定了需要通過構建秩序來規范彼此行為和維持和平狀態；第三層，長城內、外是一個整體。如今日世界，每個國家都是獨立個體，每一個體都有自己的利益。除此，還應有符合世界各國整體的共同利益，即構建秩序。

　　在董耀會看來，利益平衡過程中只講“和為貴”不行，還要講“有備無患”。長城的修建正是為“和為貴”而做的“有備無患”，正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穩定、和平的世界格局是人類共同的愿望。”董耀會指出，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當今，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各國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緊密。各國之間相互合作，成為人類實現普遍安全和共同發展的追求。長城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即在多元利益平衡的基礎上找到整體利益最大化的路徑，是人類智慧和文明的體現。(完)

　　受訪者簡介：

　　董耀會現任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著名長城專家。主持完成國家“十二五”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重點資助項目《中國長城志》，這是國內關于長城的第一套大型文獻。主持完成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文旅融合發展專項規化。著有《明長城考實》《長城：追問與共鳴》《長城文化經濟帶建設研究》等專著十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