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二： 王中江：中華文明中，為什么是“民心”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中新社北京1月5日電 題：中華文明中，為什么是“民心”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專訪中華孔子學會會長王中江

　　中新社記者 謝萍 馬秀秀

　　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續(xù)至今沒有中斷過的古文明，這與其根性特征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尚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今天的中國則強調(diào)，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高度重視民心民意，是中華文明中一直強調(diào)的政治文化特征。從古論到今，從中論到西，何謂“民心”？如何能贏得民心？東西方的觀念差異如何？這種差異又在政治起源和政府功能上有何投射？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華孔子學會會長王中江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予以詳細解讀。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哲學思想的發(fā)展歷經(jīng)數(shù)千年，折射出中華文明的根性內(nèi)核。中國素有“以民為本”“合乎民心”傳統(tǒng)，如何理解此概念？這在政治哲學史中有何注腳可尋？

　　王中江：很高興就中國文明根源性的有關論域來談些看法。“民意”“民心”具有很強的可比性，我在相近意義上交替使用它們。

　　“民意”“民心”“民本”，都屬于政治哲學概念，但立腳點和側(cè)重點不同。政治是運用權(quán)力去實現(xiàn)政治愿望和政治目標，獲得和擁有政治權(quán)力本身不是目的，實現(xiàn)政治愿望和目標是目的。照此區(qū)分，治理合乎“民意”“民心”是政治期望和目標；“民本”是指庶民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并非政治目的的表達。

　　“民本”和“民心”的概念起源都非常早。《尚書·五子之歌》中就有了民本意識，稱“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古典中用“民本”表達出公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之后就成為中國的民本論傳統(tǒng)。

　　作為政治目的表達的“民心”概念，可考的表述最早在《詩經(jīng)》中出現(xiàn)。《詩·節(jié)南山》說：“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君子執(zhí)政如臨淵履冰，小心謹慎，方能使民眾心安；君子治國如一碗水持平，公平公正，人們的憎惡和不滿就會消除。從東周開始，合乎民心的理念成為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成為政治正義的根據(jù)和衡量標準。《國語·周語下》表達：“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百家子學都發(fā)展了“民心”的政治理念。老子說：“圣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帛書乙本和漢簡本《老子》第49章)，孟子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經(jīng)過不斷演變，由“民心論”表達的政治期望，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象征性符號。

　　中新社記者：中國政治哲學如何解釋政治權(quán)力的起源與人民意愿的關系？如何贏得“民心”？

　　王中江：東西方對宇宙和萬物的起源有不同的解釋。越往前追溯，神話和宗教上的解釋就越突出；越往后看，哲學和科學上的解釋就越明顯。

　　早期中國文明對政治起源的解釋也不是單一的。宗教上的解釋說，君主是上天設立的，目的是保證和保障民眾的利益和福祉。《孟子·梁惠王下》引用《尚書·泰誓》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師曠的話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上天首先創(chuàng)造了人類，同時又創(chuàng)立了君主制。這種解釋可稱為君主“天立論”。哲學上則將政治看成自然演化的結(jié)果，《周易·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

　　天立論認為天立君主不是為了滿足君主需要，而是為了滿足百姓需要。郭店楚簡有一篇《魯穆公問子思》：“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慎子·威德》中也表達：“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這與子學家們的“公共天下觀”一致。《呂氏春秋·貴公》稱：“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當然，實際上君長制非上天所立，也非純粹自然演化，與人類的創(chuàng)造有關。《荀子·性惡》篇說：“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呂氏春秋·恃君》也有類似思想。

　　中國的政治思維中，天子代表天意來治理天下。這里有兩種并不矛盾的立論。一是天意就是上天之意，它是自明的最高正義；天子言行的正義性在于合乎天意，合乎天意自然就合乎民意。二是上天并沒有自身意志，天意原本來自民意。《尚書》中有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句話出自《泰誓》，被《孟子·萬章上》所引。上天沒有獨立于人民之外的視聽，它所看到和聽到的就是人民所看到的和聽到的。《尚書》中還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如何才能贏得民心？孟子的回答是：“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合乎民心，首先是發(fā)展經(jīng)濟，促進商業(yè)流通，滿足民眾的物質(zhì)生活。在古代社會中，就是充分保證農(nóng)民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做到低賦稅。孔子主張要讓百姓過上富足生活，孟子主張出于愛心的政治(“仁政”)，主張通過土地制度保證人民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制民之產(chǎn)”)；老子提出好生活的四個標準：吃得香，穿得美，住得適，交得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在物質(zhì)生活基礎上，治理者還要努力滿足公眾的精神生活需求。儒家就注重人的教化，注重人的精神發(fā)展和人格發(fā)展。

　　合乎民心整體上就是滿足人民大眾這兩方面的愿望。《禮記·大學》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如果治理不合民心，上天就會剝奪他的統(tǒng)治權(quán)，因為“天命靡常”。治理不合民心，公眾就會訴諸反抗權(quán)。

　　中新社記者：西方文明如何解釋政治起源？東西方的解釋有何異同？

　　王中江：西方文明對政治起源也有不同解釋。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是自然演進的結(jié)果。“城邦的長成出于人類‘生活’的發(fā)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yōu)良的生活’。早期各級社會團體都是自然生長起來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這一生長過程的完成，也該是自然的產(chǎn)物”(《政治學》)。政治產(chǎn)生的動力源于人類需求。在這一過程中，有智力的人成了治理者，另外一些人則成了被治理者。維柯認為政治及其治理者是從家人們的氏族及其父主權(quán)威中建立起來的。

　　西方文明解釋社會起源的一個重要理論叫契約論，有不同版本，霍布斯版本、洛克版本等，當代還有羅爾斯版本。契約論一般都假定了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國家的建立正是為了擺脫這種狀態(tài)而訂立的契約。每個人為了獲得一些權(quán)利，都要讓渡自己的部分權(quán)利，以成立國家并由人代表來進行治理。休謨認為人的進一步發(fā)展一定要建立政治和社會，最初靠公開或默許的協(xié)議，德能超強的人就成了治理者。這是一個“弱契約論”版本。

　　西方政治契約論同中國的政治圣作論有共同之處，如建立國家都是為了滿足社會公眾的意愿和自身的權(quán)益。契約論中，人們樂意讓渡自己的部分權(quán)利并由國家來壟斷暴力等權(quán)力，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平、利益等需要；而在中國，圣人創(chuàng)設君主同樣是以此為手段來滿足大眾的基本愿望和需求。

　　圣作論同契約論的一個很大不同是，圣作論強調(diào)圣賢人格政治和表率政治，強調(diào)人治；契約論強調(diào)制度治理，強調(diào)法治。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民心在當下推動完善政府治理體系方面發(fā)揮了哪些作用？

　　王中江：現(xiàn)在的政治哲學家們原則上認為，國家和政府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它們都是為了公眾的愿望和利益而建立，也為了更好地滿足公眾的愿望和利益而發(fā)展和變化。

　　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理念，古典中國的“民心”對于建立當代良好的政治生活仍然有效。民之所望，就是政之所向。政府要根據(jù)民意而不斷完善，治理要傾聽民意而不斷改進，制度要不斷適合民意而不斷健全。遵循民意、民心是政府一切治理的出發(fā)點，合乎民意、民心是一切治理的準繩。(完)

　　受訪者簡介：

　　王中江，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華孔子學會會長、老子學研究會會長。新近出版有《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會角色》《道家學說的觀念史研究》《根源、制度和秩序：從老子到黃老》《自然和人：近代中國兩個觀念的譜系探微》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前沿叢書”、“出土文獻與早期中國思想新知論叢”、《新哲學》《中國儒學》（合作）《老子學集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