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3日電 題：王力之：綿延5000余年的中華文明如何證明與他人不同？

　　作者 陶思遠

　　2021年是中國考古百年。100年來，經過幾代中國考古人不懈努力，綿延不斷的5000多年中華文明逐漸被世人熟知。考古和文保，作為揭示人類文明鏈條上的兩個重要環節，共同承載著歷史給予的厚重使命。

　　中國考古的技術理念是否依賴于西方？考古和文保工作對文明傳承和互鑒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從事田野考古工作近30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院長王力之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對上述問題深度解析。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待中國擁有5000多年從未間斷的文明史？考古與文保對文明的傳承有何意義？

　　王力之：文物是最能代表一個民族，也是最能反映其背后歷史底蘊的東西，有些文物如果不去保護，任其發展，可能再過100年就化為灰燼了，那人類的后代靠什么去尋找來處、了解自己的文化？文保最大的意義是讓最能代表文化的東西保存下來，盡可能延長它的生命，讓后人能看到各個文明本來的樣子。

　　科技發展到今天，隨著三維數據的采集，為現有文物有了做“備份”的選擇，即便是未來這些文物不存在了，至少還有一種途徑和方式可以了解今天的文物。

　　每一種文明都有有別于其他文明的輝煌之處。古埃及等幾大古文明都沒有傳承下來，中國有延續不斷的五千年以上的文明，這是世界公認的。考古百年的中國已出土大量不同時期的文物遺存，這些文物遺存就是最好的名片，向世界呈現了古代中國大量不為今人所知的信息。

　　以青銅為例，西方青銅器自誕生起就是實用器，而中國夏商周青銅器自誕生起就賦予了更深的文化含義。它的本質是禮器，禮器代表的是一種禮制，禮制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層次的社會秩序，這套王權體系在各古文明中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今天國際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點之一。中國從4000年前開始建立了一套以銅禮器等為表象的禮制成為區分社會等級的重要依據，從而構建了完整的統治方式。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只有這些文物可以證明古代中國獨特和“璀璨”的一面，可以證明華夏文明的偉大，這是最具象的文化自信。

　　中新社記者：文物的重要突顯了文保的重要。文物修復在中國原本只是一門手藝，后來才出現了文保意識，這種理念轉變是否受西方影響？

　　王力之：在西方理念中，修復和保護是一體的，中國早期是以修復為主的。1949年前，中國就有人做文物修復。但從技術上講，那時候就是拼接粘連等基本手藝活兒，理念就是單純地“修好”。新中國成立后，故宮、國博前身(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等單位相繼設立了文物修復室這類部門，但基本也是自己在摸索中發展。

　　直到上世紀50年代，今年10月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的北京明定陵發掘徹底刺激了當時的考古工作者。由于不具備完善的技術手段和保護條件，定陵很多珍貴文物無法得到合理保護，有些出土后就毀掉了。時至今日，它仍是我們心里巨大的傷痛和教訓。

　　60年代開始，定陵的“災難”讓一部分學者和管理者意識到了文保的重要性，這個時候最早的一批學者如胡繼高、王丹華等開啟了中國的文保事業，到馬王堆發掘時文保意識已經好了很多。再到后來成立了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代表了中國的文保事業開始起步。改革開放后，隨著與意大利、法國等這些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推進，中國文物保護意識快速跟了上來。

　　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科班出身的文保人員增多，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專業人士回國，文保意識開始融入到整個文物工作中，“修復與保護不可分割”已經形成了共識。現在，我們對文物就不是單純的修復了，修復之前需要做一系列科學檢測分析。比如，修復青銅器，除檢測它的成分構成，還要檢測有害銹等，同時要考慮一系列諸如“修復后如何控制不再產生有害銹”這樣的問題。文物保護最早是西方先做的，中國是后學者，理念都是從西方學來的，這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認，隨著國家層面對文物工作的重視，我們已經快速跟了上來。

　　在文保借鑒西方的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最小干預”和“可再處理”，后者以前叫“可逆”。簡單來說，最小干預就是最低程度地“干預”文物本來的樣子，也就是所謂“修舊如舊”的概念，這些都是西方先提出來的。“可再處理”就是修完的器物還可以把它再拆開。對現在的文保工作者來說，“可逆”已經變成了東西方的共識。

　　考古工作者其實也有類似思考。以出土的某件需要修復的器物為例，專業人員和博物館內觀眾希望看到的樣子并不完全相同。博物館內觀眾更喜歡看到它完整的樣子；專業人員有時候更希望看到殘缺一半的器物，有這一半，他們就能想到另一半是什么樣，能看到斷面是什么結構，紋飾、工藝是怎么來的。所以，到底是完全復原“修新”好還是“如舊”好，應根據“目的不同”而不同，有些博物館已經開始了嘗試。

　　中新社記者：此前，文物保護的技術和理念我們是從西方學來，到今天，中國考古學已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當前中國考古在國際上處于什么水平？

　　王力之：這一百年，中國考古已經完全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學界對中國考古學術水平認可度并不高，這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問題。畢竟中西方學術驗證方法、論證邏輯不一樣。21世紀以來，大批中國學者走出去，和西方交流日漸頻繁，隨著學術交流的深入，西方學界開始重新審視中國考古成果。中國學者“走出去”在那個時間點變得特別重要。

　　上世紀90年代，以故宮前院長張忠培先生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從美國訪問回來，都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中國考古學最高水平在中國”。原來有一種錯覺，似乎研究中國考古的西方學者水平不低于國內，比如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先生，他因有華人背景，能讀懂中文文獻，又有西方理念背景，可以說是“學貫中西”。但隨著文化交流的增多，走出去的中國學者發現西方學者在中國考古的某些方面研究雖有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度，但在全面深入研究能力和水平方面，國內學者還是更勝一籌。就中國考古的整體研究能力來說，西方學者還是無法比擬的，當然這是客觀現實造就的。

　　中新社記者：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考古學魅力何在？在東西文明交流中作用如何？

　　王力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加，西方才開始全面認識和了解中國考古。

　　還是以青銅器為例，除考證年代外，我們還研究器形、紋飾、銘文、族屬，以及鑄造技術，甚至傳播途徑等。這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單獨拿出來都是一片廣大的領域，紋飾延伸出古代美學、圖像學；銘文又延伸到古文字專業；族屬又涉及到社會組織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等。如果深究，青銅禮器背后的禮制同樣是一條很長的學術鏈。

　　中國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通常一個中國考古人的重點研究領域只能選擇某個階段時期或是某幾個方面，因為除了浩瀚的歷史文獻，經過百年的考古學已累計了大量豐富的實物材料，且提取信息越來越龐雜，窮其一生也難窺全部。這種研究和探索是無止境的。

　　人類文明是共通的，但“以我為主”，做好自己的研究，講好自己的故事，才能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中凸顯自己的地位。

　　近些年，中外考古和文保交流越來越多了，這與我們的考古發現與深入研究有很大關系，遺憾的是這種交流因為疫情有所中斷。當然文化交流不像政治交流容易受其他因素影響。希望新冠疫情過后，這種互鑒交流能長期保持下去，中國能有更多學者走出去，把中國考古和文物保護成果帶出去，讓更多人了解中華文明，從而一起守護人類共同的璀璨文明。(完)

　　受訪者簡介：

　　王力之，男，北京大學考古及博物館學專業博士畢業，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院長、研究館員。從事田野考古工作近30年，參與多項重要考古發掘、調查及資料整理，長期致力于夏商周考古研究。近年來，開始致力于文物保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