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三：樓宇烈：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文化提供了怎樣的思想資源？

　　中新社北京1月6日電 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文化提供了怎樣的思想資源？

　　——專訪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國學研究院教授樓宇烈

　　中新社記者 劉舒凌 楊程晨

　　氣候變化是當前國際間共同關注的嚴峻挑戰之一。202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另一方面，氣候問題亦成為西方國家奪取全球治理話語權和議程制定權、甚至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綠色遏制”的重要場域。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出發，會如何看待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挑戰？為什么說，重興人文精神、東西方文化互補，可以協助克服、擺脫人類創造力的自我異化？中國哲學史名家、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國學研究院教授樓宇烈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作深入解讀。

　　中新社記者：人們常說，中國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您會如何介紹中國文化的自然觀？

　　樓宇烈：中國人非常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它是一種人文的自然觀，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里面來考察自然、認識自然，中國文化的一切都是從人出發的，強調以人為本以及人的自覺自律，認為這樣才能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

　　天人合一這個概念，在先秦時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基本成型的思考方式。其中，天代表大自然，人就代表人類，人類跟大自然應該是一個整體。人類生活在整個的自然環境中間，跟天地萬物是不能分離的。天人合一，實際上就是整體跟個體的關系問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認識。

　　特別是人跟天的關系。人在天地萬物之間，跟一般的物有不一樣的特點。首先，先秦時期，很多學者特別是戰國末年的荀子明確講到人跟其他生命的不同點，他提出了“群”的概念，即人是一種“社會性”的生命，是有組織的群體，可以駕馭和支配其他生命。其次，人有義，“義”是指有分別，對是非、對錯有判別，義即宜也，人類懂得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第三，我想一定是更重要的，即人為萬物之靈，有很強大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所以人類的活動在天地萬物中間就有跟其他生命非常不一樣的作用。

　　中新社記者：這里，應如何更好地理解人和天地的關系？

　　樓宇烈：中國文化對人跟天地的關系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就是“人者，天地之心也”。這句話出自《禮記·禮運》，就是講人在天地之間的地位。天有其時生萬物，地有其財養萬物，人有其靈治萬物，治就是治理、管理。人的言行舉止都跟我們的心有關系，心里面怎么想就會怎么做、怎么說。人類有什么樣的想法、什么樣的舉動，也會影響到天。作為天地之心的人，只有以正義心才能跟大自然和諧相處；要是有邪心的話，就會造成天地和人的關系出現矛盾沖突。

　　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個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很了不起、很深刻的，從基礎上建立起人對自我的認識。所以，我講中國的文化是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認識客觀的萬物世界，首先要認識人；掌握了人生活在宇宙萬物中間的這一特點，才能處理好人跟萬物的關系。

　　處理好這組關系，主動權主要在人類。人類是自覺、自律的生命，其他生命都是被動的、自發的，它們不能改變宇宙。從整體來講，人類也無法改變自然規律，天氣不會因為人類的喜好而改變，但人的行為對自然的影響遠遠超過自然的生命。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一種自然觀、生命觀。

　　另外，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還涉及倫理道德。中國人認為做人的道德是從天地萬物中學來的，把天地萬物自發的行為變成人的自覺行為，這也是人類脫離動物的野蠻、創造文明的一個標志。文明這個詞的核心，是講人的自覺自律這些標志。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經歷過很多極端氣候的挑戰，歷史上，中國文化或其中的自然觀是否做過調整？

　　樓宇烈：我覺得沒什么特別大的調整，它是一貫的。我們須掌握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觀念“中”，“中”有很多意義，我著重講兩方面。一個是平衡，中國文化認為，“中”是天地萬物的根本。天地之間萬物有不平衡、不對稱的時候，但最終一定會止于“中”。不能讓你的欲望過頭，這是“中”的一個意義。

　　另一個意義是“內”，跟“外”相對。例如，中國對待新冠疫情，我們都是求諸于“內”，從人自身的提升、完善、保護來加以抵御，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認為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提升自我。當然，并不否認，我們也可以采取外在的輔助手段去抵御它。這也是從以人為本的理念去思考問題。

　　中新社記者：那么，影響今天中國的自然觀，您覺得它有什么樣的特點？

　　樓宇烈：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自然觀，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我們用西方的科學思維、用分割的辦法來看問題，看不到整體與部分的不同。整體與部分是相關的、不能分離，它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這種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思維，給人們感覺是分得越細越清楚越好。其實越整體更重要，我們從整體來看，才能解決問題。這也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

　　中新社記者：如果說今天的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太多，那么您認為今后應該往哪個方向去做調整？

　　樓宇烈：我覺得要把中國文化中的自然觀突出起來，應該看到中國文化中的自然觀，它的整體觀、以人為本的觀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們今天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自身的身心關系都會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們不要看到事物之間只有斗爭，其實中間還有相互的協助，中國文化中常常講的相生相克，相克中間還有相生，相生中間還有相克。

　　中新社記者：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極端氣候事件頻繁發生，您如何看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樓宇烈：我覺得還是要從根本上來解決，其實還是要從人類自身身上去找原因，正因為人類的欲望過分膨脹才產生這些問題。這跟現在科技的發展也有關系，手段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大，人們覺得可以為所欲為。最根本，還是要從人自身出發，克制自我，否則問題很難解決。

　　我曾經多次提出過，科技的發展一定要受到人文思想的指導，什么該發展、什么不該發展。如果發展是對人類有益的，我們可以做；如果是對人類有害的，我們就不一定要去發展它，甚至不要去創造它。緩解人類自我欲望的膨脹，這樣才能夠去改變現在這個情況。

　　從這一點上，我覺得中國文化對人類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中國文化更注重人，人要做物的主人；重要的不是物質文明，不是科技文明，而是我們人類自覺自律的問題。

　　中新社記者：近來，西方一些國家提出“應對氣候變化靠中印”等觀點，對發展中國家施壓。您如何看待東西方之間的分歧及合作空間？

　　樓宇烈：我覺得這完全是一種利益在驅使，已經獲得了利益的一方，就不讓人家再去獲得利益；已經走過的道路、有經驗教訓，但不讓人家也富裕起來、也發展起來。

　　作為榜樣，應該是互助，特別是強者要幫助弱者，這才是先進。強者欺負弱者、占領弱者，這樣的文化怎么行？

　　中國文化認識到動物跟人類的區別就在于，一個是競爭、弱肉強食；一個有互助，強者幫助弱者，輔助弱者。把這樣的理念傳播出去就好了。當然西方有很多人認識到國際間的氣候合作很重要，也會督促他們的政府去做。但要從根本上解決，我覺得很難做到。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出現不少困難，您會建議如何做好對話的工作？

　　樓宇烈：中外文化思想上的差異很多，但還是要進行交流，最重要的是包容、尊重，強迫改變是不可能的，要通過我們的生活實踐去影響。

　　如果去看一下歷史，當時“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通過商人的生活去相互影響。中外文化在價值觀、生命觀、思維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不同沒關系，可以共存。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把我們的生活狀況展示給別人看，我們現在提倡節約糧食、保護自然，這很好。言教不如身教，讓外界看到中國人是這樣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完)

　　受訪者簡介：

　　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國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主要著作有《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周易注(附周易略例)》《宗教研究方法講記》《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