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二)之三：何中華：馬克思與孔夫子何以在實踐觀上跨時空“握手”？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電 題：馬克思與孔夫子何以在實踐觀上跨時空“握手”？

　　——專訪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

　　作者 安英昭 韓禹

　　實踐與認識的關系，是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中國共產黨標舉的“實事求是”，是對此哲學問題的深刻回應，也是百年來屢創成就的重要法寶，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內核，又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智慧。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何中華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對實踐的強調具有共通性；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與其實踐力量的充分彰顯，以及中國文化對實踐取向的看重，都有著內在關系。當今世界充滿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博弈，能否克制或擱置成見，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處理，關乎人類共同命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根本標志，馬克思將自己的哲學稱為“實踐的唯物主義哲學”。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居何種地位？

　　何中華：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學叫作“實踐的唯物主義”，即“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特別標舉“實踐”這面旗幟。實踐性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征。馬克思之所以能實現人類認識史上一次最偉大的變革，就在于他把實踐置于其哲學的核心。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就哲學的原初基礎來說，實踐作為感性活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使用過“物質實踐”這一概念。突出實踐的本質意義，就是“新唯物主義”的最根本的特點或曰優點。

　　二，就哲學的功能來說，馬克思的學說也是實踐性的。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最后一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所謂“改變世界”，就是人們訴諸感性活動，實際地而不是觀念地改變現存的一切，是“起而實行”而不是“坐而論道”。這也是恩格斯稱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的原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和取得的成功，無論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離開了這種鮮明的實踐品格，是無法想象的。

　　中新社記者：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歷代大哲怎樣看待實踐、如何認識實踐與認識的關系？體現了怎樣的中華文明根性？

　　何中華：儒家非常推崇“踐履”和“躬行”，對知行關系多有討論。譬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是理論性的，而習是實踐性的。“學”和“習”既不相同又不可分割。對于人的道德人格的成就，“習”乃為完成環節。

　　孔子主張看一個人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在孔子那里，“行”構成其“四教”之一，所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荀子則提出：“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這個觀點影響到韓非子，后者提出的“參驗”說，就可追溯至荀子。孟子說：“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之謂“熟仁”說。“熟”原指成熟，但到了宋儒朱熹那里，就被引向實踐之義，例如他說：“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但朱熹強調知先行后，“義理不明，如何踐履”；“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明季王廷相對宋儒有所矯正，格外強調“行”的優先性，他說：“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

　　明清之際的王船山也認為，行為知之本，強調“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則無不知……是故知有不統行，而行必統知也”；因此，他主張“必以踐履為主”。從朱熹的“知先行后”，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再到王夫之的“行先知后”，有一個辯證的開展，顯示的軌跡和取向，是向先秦儒家強調踐履的復歸。應該說，這反映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初衷。

　　中新社記者：您在著作《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中論述了儒家實踐觀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本質上的同構性，并指出這種同構性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選擇的重要原因。兩種實踐觀有何相通之處？二者如何在中國共產黨人那里得到融會貫通？

　　何中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實踐，側重道德哲學的角度。道德屬于實踐的領域。在西方亦如此。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知識分為理論的、創制的和實踐的三類，而道德屬于實踐知識范疇。德國古典哲學代表人物康德也把道德歸屬于實踐理性范圍。

　　中國傳統社會從總體上說是“禮治”社會。“禮”的本義即為“履”，亦即所謂“行”。對“禮”的自覺有賴于對“禮”的踐履。儒家重視“躬行”和“征驗”的特點，使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沒有遇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文化心理阻礙。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獲得了馬克思所說“實踐能力的明證”。這無疑是中國人信賴并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歷史契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出，與其實踐力量的充分彰顯，以及中國文化對實踐的格外看重，都有內在關系。正因此，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早年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信中說：“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他還強調：“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毛澤東把知行關系作為其《實踐論》的副標題，并認為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構成認識的來源、動力、標準和目的。這同中國古典文化一脈相承，又加上馬克思主義的重新闡釋，實現了創造性轉化發展。

2011年11月，北京，馬克思主義傳播史展覽館首次對外開放。圖為館內展示的中國第一本《馬克思紀念冊》、《唯物史觀淺釋》等書籍。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中新社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事求是是共產黨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我們過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實事求是”。這一思想和行動方法是否具有超越中國的普遍意義？對世界和平發展事業的推進有何啟示？

　　何中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鄧小平也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核心。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實事求是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實事求是的過程，既是實踐的過程，也是認識的過程，但首先是實踐的。正視現實，不回避客觀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才是擺脫當代人類面臨危機的開始。要解決問題，就必須首先直面問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使我們真正“回到事情本身”，才能使我們同事情的本真狀態照面。

　　當今世界充滿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博弈，國家利益沖突、地緣政治紛爭、意識形態碰撞、民族問題糾葛，加上新冠疫情肆虐等。這一狀況，很容易使人陷入荀子所說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最可怕的是有危機而無危機感，有憂患而無憂患意識。孟子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其實，“零和博弈”到極致，也正是走向“正和博弈”的轉機，但需要人類的智慧去把握。在這樣一個關乎人類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能否克制或擱置成見，實事求是地看待和處理事情的是非曲直，為未來選擇一條希望之路，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考驗。(完)

　　受訪者簡介：

　　何中華(1962— )，山東莒南人，現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發展理論。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文史哲》等刊物發表論文300多篇，出版《哲學：走向本體澄明之境》《重讀馬克思：一種哲學觀的當代詮釋》《歷史地思：馬克思哲學新詮》《社會發展與現代性批判》《馬克思與孔夫子：一個歷史的相遇》等著作。有些論文被《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刊物轉(譯)載，在學界有較大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