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鄭炳林：為何四大文化體系能在中國敦煌互融共生？

　　中新社蘭州2月16日電 題：鄭炳林：為何四大文化體系能在中國敦煌互融共生？

　　中新社記者 丁思 李亞龍

　　國學大師季羨林稱：“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當前全球不穩定因素中，民族矛盾、宗教沖突等成為引發重重戰火的導火索之一。為何四大文化體系得以在中國敦煌互融共存，并構筑斑斕多元的敦煌文化？沿襲至今的這種文化在敦煌有哪些表現？對世界文明發展有何借鑒和啟示？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甘肅省歷史學會名譽會長鄭炳林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從歷史角度“解密”敦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敦煌何以走上歷史舞臺？它成為四大文化體系匯流地的歷史原因有哪些？

　　鄭炳林：揭開敦煌的密碼，要從漢代開始。去年我普查了敦煌漢簡釋文近三萬多條，發現西漢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達到從未有過的新高度。

　　為何漢武帝要遠征匈奴？當時匈奴的管轄范圍，東到東北地區，西到河西走廊，并與西羌聯盟控制了青藏高原一帶。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匈奴隔絕了漢朝和國際的對話交流。漢朝政府想要發展，必須打開這個封鎖。

　　當時的“西域”，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新疆和中亞地區。該地區分布著烏孫、大月氏、羌族等多個民族，受北方匈奴的控制。為加深對西域各國了解和解除匈奴對西漢政權的威脅，張騫出使西域，找尋盟友，帶回關于西域等地大量見聞和豐富知識，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

　　與此同時，年輕將領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兩次出兵河西，打擊了匈奴在河西的勢力，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投降漢朝，河西地區歸入西漢版圖，從此金城河以西至羅布泊空無匈奴。西漢政府原本想讓被匈奴驅趕的烏孫人從中亞遷回河西，約為昆弟之國。但烏孫人無意東返，西漢政府只能對河西地區采取移民實邊，通過設置郡縣進行直接管理。

　　取得河西之后，漢朝設置酒泉郡。隨著中西交通發展和敦煌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又增設敦煌郡，時間大致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自此走上歷史舞臺，其對外交流也由此拉開序幕。

　　中新社記者：漢據河西后，如何經營和開發敦煌？如何管理敦煌少數民族？

　　鄭炳林：敦煌郡的設置，使敦煌地區完成從軍事建置向行政區劃的轉變。西漢政府開始持續向敦煌地區移民，第一代移民是戍守敦煌的軍隊戍卒，此后有犯法的豪強大姓，也有失去土地的貧民，還有刑徒和戍邊的官吏兵卒，以及犯法的官吏等。他們徙居敦煌的同時，還將中原地區的先進漢文化傳入。漢代敦煌地區的文化，就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返回后，漢族和西域各族交往交流更加頻繁，敦煌成為絲綢之路上連接東西方的交通樞紐，以及接待各國商旅和使節往來的驛站。敦煌郡還設置專門接待外來使節的機構，接待國王、王使、貴人、胡客、夷客、自來客、往來客等，他們通過敦煌懸泉置等郵驛機構接待系統來到漢王朝，驛站根據其身份確定相應食宿接待標準。

　　為進行經貿活動，西域地區的胡人、胡商也來到敦煌，敦煌市場由此發育。敦煌市場的交易商品，有印度的香料、波斯的珊瑚、東羅馬的銀器、蒙古高原的皮毛產品、青藏高原的顏料、西域的酒曲、胡粉，以及中原地區的絲綢、鐵器等。

　　敦煌還專門配有翻譯人員，包括羌譯、胡譯、羌胡譯等。這類從業人員的需求量很大，由此也可看出敦煌對外交往程度很高。

　　為鞏固敦煌郡城的防御、管理敦煌地區少數民族，漢朝政府修筑塞城等防御體系，對歸義少數民族進行安置和安撫。針對羌族設立“護羌使者”，負責處理羌族事務。

　　隨著匈奴政權逐步瓦解，漢朝政府開始真正大規模經營西域地區，設置西域都護府，對往來使者、商旅供應食宿，提供安全護送等，暢通了絲綢之路的繁榮交流。敦煌成為絲綢之路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功能由之前的軍事要地、行政管理、物資保障轉變為商旅重地。

　　中新社記者：多元文化互融共生發展在敦煌有哪些表現？

　　鄭炳林：漢文化和外來文化在敦煌地區是共生的。在敦煌，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苯教等多種宗教和諧共存，凸顯出漢文化的包容性特征。佛教進入中國后便經歷了中國化的過程。根據出土漢簡記載，敦煌地區有名為“浮屠里”的地方，“浮屠”是佛教寺院，“里”相當于村落，“浮屠里”是佛教寺院在敦煌建立的村落，說明敦煌是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的最初落腳點。

　　在敦煌，各民族可以通婚，各宗教、民族之間沒有沖突，各自運轉，并能得到相應地位。這種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在唐代就高度成熟，并體現于中國歷代王朝。此外，中原地區發達的漢文化教育也影響著西域各國。

　　絲綢之路是一條藝術之路，西域的佛教美術、祆教藝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漢化以后又回流敦煌。如今，仍可從敦煌莫高窟里發現古代多民族文化互融共生的影子。作為文化交匯之處，敦煌將西域、中原文化融會貫通。

　　中新社記者：敦煌文化對中華民族凝心聚力、提升中國文化自信有何作用？對世界文明發展有何啟示？

　　鄭炳林：了解敦煌，了解古代中國風貌，實際上是探索中國文化自信的過程。我們現在做的大敦煌研究，包含以敦煌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周邊地區，因為古代敦煌不僅包括敦煌一處，還包括它經營的西域地區。通過敦煌文書、敦煌出土的漢簡、西域地區出土文獻，可以了解古代敦煌以及古代中國對西域地區的治理，將這段歷史恢復。

　　當下面臨的新疆、西藏、蒙古高原等問題，解決的根本源頭是歷史解決。了解歷史，很多事情就能說清楚。面對國外質疑，都可以用歷史事實來回復，這就是文化自信的體現。

　　文化以及文明發展，是共生、共存、共融的過程。古代敦煌得以發展，就是借鑒和接納不同文化，使它們在敦煌找到生存空間。中國文化發展也是如此，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中新社記者：國潮文化日漸流行，年輕人對敦煌國潮越來越喜愛，對此您怎么看？

　　鄭炳林：年輕人喜愛敦煌文化，是個好現象。古代敦煌是世界文化的匯聚地，其實質是文化交流，通過敦煌可以看到世界。除了喜愛敦煌之外，我也鼓勵年輕人擁有更加寬廣的胸懷和世界格局，通過敦煌看世界、游世界和包容世界。

　　研究敦煌，也要用全球視野來看敦煌，在世界中找敦煌，在敦煌中找世界。只有狹隘民族視野、沒有包容的研究是短命的，只有具備包容性和全球視野的研究才能永生。四大文化體系能在敦煌互融共生，中國能長期繁榮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完)

　　受訪者簡介：

　　鄭炳林，陜西省黃陵縣人。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蘭州大學萃英學者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教材委員會語文學科專家委員會委員，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甘肅省歷史學會名譽會長。在《歷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中華文史論叢》等期刊發表論文23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科技部國家文化支撐項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項目和教育部重大攻關基金項目及國際交流基金項目20余項。獲省級社科獎一、二、三等獎5項，各種圖書獎4項。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敦煌學博士文庫》《敦煌學研究文庫》《西北歷史文化研究文庫》《敦煌往事叢書》《絲綢之路石窟佛教藝術文庫》《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法國漢學精粹叢書》《敦煌講座》《敦煌吐蕃文獻叢書》等十余種系列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