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4月11日電 題：代輝：中國古生物研究，論文為何頻現“洋作者”？

　　作者 張旭

　　中國近年古生物研究熱鬧非凡，不斷有新屬種恐龍、古脊椎動物化石發現發表于核心期刊。不少由中國主導的新屬種古生物研究，外國權威專家也參與其中。

　　例如，2022年3月，亞洲最古老劍龍——元始巴山龍發現論文發表，其第三作者Susannah C. R. Maidment是英國自然歷史研究博物館研究館員。又如，2020年發現的普安云陽龍，其論文的第二作者Roger B. J. Benson是英國牛津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洋專家”何以成為中國恐龍論文的作者？他們為何參與？又能給研究帶來什么？中新社“東西問”就此專訪了重慶市地勘局208地質隊副總工程師、川渝共建古生物與古環境協同演化重慶市重點實驗室主任代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Susannah C. R. Maidment與Roger B. J. Benson在元始巴山龍和普安云陽龍的論文中分別扮演了什么角色？

　　代輝：這是中國專家主導的新屬種恐龍研究，要感謝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徐星、自貢恐龍博物館研究館員彭光照等中國專家的指導，外國專家也與我們進行了通力合作。

　　Roger B. J. Benson在普安云陽龍的研究中，提供了恐龍形態學、系統演化等方面的指導。他是國際學術期刊的審稿人，其母語為英語，對我們文章質量提升很有幫助。同時，他作為大型獸腳類恐龍研究的權威，能夠給我們這篇文章方向上進行把關，成為了我們文章的第二作者。

　　Susannah C. R. Maidment是世界劍龍研究的權威。元始巴山龍的骨骼特征非常明確，與已知侏羅紀劍龍有著明顯的差別。她親自對元始巴山龍進行了系統發育分析，確定其在劍龍演化中的位置。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系統發育分析，這一科研過程非常嚴謹，不同知識、經驗的人來操作，得出結論的可靠度、可信度都不同。她的分析，提高了論文的可信度。同時，她也在學術和語言上幫助我們提升了文章質量。

　　中新社記者：古生物研究為什么需要東西方合作？

　　代輝：首先，古生物研究東西方研究者的競爭關系并不明顯。

　　這是由古生物研究的特點決定的。因為古生物研究的基礎是化石，而化石具有唯一性，所有的研究和結論都基于化石證據，古生物研究很難出現類似材料學(如電池、航空材料)、生物學(如新冠病毒疫苗研發)、通信技術(如5G技術)那樣的競爭狀況。

　　其次，當前的東西方古生物研究具有互補性。

　　中國地大物博，化石資源豐富。20世紀90年代，以澄江動物群和熱河生物群為代表的古生物化石群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生物研究的發展，在之后的30余年里，中國的古生物研究有了長足進步，在各領域都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而同時期的西方，尤其是英國，因為化石資源越來越匱乏，他們的研究人員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相對更加積極主動。也就是說，中國在化石資源和古生物基礎研究方面更具優勢，而國外則在研究方法更具創新優勢。

　　所以，古生物研究的交流合作是彼此需要。從推動古生物學科發展的角度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

　　再次，合作可以將研究做得更完美、更有影響力。元始巴山龍和普安云陽龍在研究方法和論文語言等方面的合作，就證明了這一點。

　　從古生物研究的角度來說，悶聲做研究也做不到“一枝獨秀”。古生物研究是理論，光知道結論用處不大，學科要發展，你得打開“另一面”，你研究了形態學，還得研究生物學、環境學等等，要拓展研究范圍、深度、角度，才能迎來學科的蓬勃發展。

　　中新社記者：目前，古生物研究東西方合作的情況如何？已取得哪些成效？

　　代輝：一是人的交流密切。中外古生物學科里，學生可以到其他學校進行學習。研究人員也可以做訪問學者，帶著課題去，和外國的研究人員一起做，甚至與比較知名的學者合作。這種人的交流是雙向的。

　　二是對化石資源的開放程度較高。假如，我在研究過程中需要觀察很多化石標本，它們可能屬于不同的研究機構、大學和博物館，我可以向對方申請觀察這些標本，通常情況下都能成功。我就曾委托國外的研究人員幫我拍攝一些化石的圖片，對方也很樂意輔助我。反之亦然。

　　三是學術交流多。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學術會議等都比較多，東西方的研究人員都非常愿意參加，這既有助于研究成果的對外公布，也是一個人脈擴展的過程，對學術交流有利。

　　研究人員大多愿意推廣研究方法，世界很多大學、研究機構都會組織各種研究方法的培訓講座，大家都能申請參加。目前，對我們構成較大阻力的不是人為因素，而是新冠疫情。疫情當前，面對面的交流機會少了，但是我們通過郵件，在線深入交流。

　　一篇核心期刊論文刊發前，編輯會面向全世界的相關專家征求意見，會隨機征集審稿人，大家會在匿名的情況下，進行深入溝通，最終把研究做深、做透。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古生物研究與合作對于大眾有什么意義？將來還可以在哪些領域繼續深入？

　　代輝：古生物這些“冷門”研究經常被稱為“無用之學”，但其實它是有用的，應用遍及科學、文化、經濟等領域。

　　文化方面，還有很多值得挖掘的IP。

　　坦率說，中國對于恐龍的文化IP挖掘得還不夠，關于恐龍的電影幾乎沒有，甚至紀錄片都很少，可以發掘一些類似于《侏羅紀公園》電影、恐龍主題公園之類的知名IP，這是借鑒西方做得好的地方。

　　科學方面，古生物對科學也可以提供幫助。

　　我們在研究中，曾給恐龍骨骼做CT，因為恐龍化石石化程度很高，需要的能力就很高，CT設備都是特殊定制的，在這個過程中，相關科研單位還發現了一些CT設備的可改進之處。

　　還有，目前，我們是無法提取恐龍化石的DNA的，因為恐龍化石經歷數千萬年到億余年，目前技術達不到，但這并不代表沒有DNA留存在化石上，或許將來能夠攻克相關技術。

　　通過學科的交叉應用，能夠增加我們對遠古的了解，甚至讓我們重新認識世界。同時，醫學、生物學方法等為古生物研究提供幫助，也促進著自身繼續向前發展。

　　古生物學科的經濟價值同樣不可忽視。

　　世界上很多地方發掘恐龍后，都修建了恐龍博物館，很受民眾歡迎，推動了地區旅游、經濟的發展。以恐龍為代表的古生物甚至可以是一個經濟IP，如何更好地發揮其作用，這值得全世界一起探討。(完)

　　受訪者簡介：

　　代輝，男，古生物學與地層學博士后，正高級工程師，現任重慶市地勘局208地質隊副總工程師兼地質遺跡保護研究院院長，川渝共建古生物與古環境協同演化重慶市重點實驗室主任。發現和建立新的恐龍動物群“重慶云陽恐龍動物群”，研究成果填補恐龍演化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