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戈

　　我到中新社當記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剛成立不久。副社長王紀元同我談話說：“中新社處于起步階段，在社會上還沒有影響，需要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支持，特別是要邀請國內知名人士及文藝界名家為我社撰稿，擴大海外影響。”

　　那時，當一名文藝記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藝界名人生活習慣的差異，已經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揚名機會，加上許多人士或單位不認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開始工作時遇到了一些問題——人家不理睬摔電話、吃閉門羹，特別是同新華社、《人民日報》多家中央級媒體記者共同采訪時受到冷落等，讓我覺得很傷面子。再加上社內也有很多規矩限制，如要了解外報轉載的文章落地情況，只能查看進步報刊，中、“右”的報不得借看等，這給開展工作帶來很大的不便。當然，隨著時間的推進，社會對中新社的了解不斷深入，工作逐步開展，我的工作得到絕大多數各界名人及文藝單位的支持與幫助。更有許多青年人對我這份能經常接觸明星、歌星等文藝界人士的工作極為羨慕。每當憶起當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難以忘懷。

　　老舍先生的幽默與認真

　　有一次采訪老舍先生，我帶上介紹信到乃茲府老舍先生宅院(現改為老舍先生紀念館)。見到老舍先生后，我將信遞交過去，先生看了信便問：“中新社和新華社有何不同？”我將中新社是民辦通訊社，社長為金仲華，供稿對象是香港及海外華文報刊等一一道來。先生邊看介紹信又問：“是民辦通訊社？”“是啊！是啊！”先生認真地重復問，我又重復回答。看來先生對“民辦”兩個字有不解之處，我也無法解答更清楚。這時坐在旁邊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著說：“民辦就是民辦。”大家互相看著笑了起來。那些年我經常麻煩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節、假日、祖國大慶，便邀請先生為我社撰寫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時間，他絕對愿意幫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謝世，他給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僅生動表現了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也寫出最底層人民的疾苦，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人，讓人永遠懷念。

　　張恨水狀告中新社

　　張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說家，一生撰寫了120多部小說，大量的散文、詩詞、游記等作品，是位多產作家。他的著名小說《啼笑因緣》、《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電影及電視劇，影響極廣。我很早就閱讀了他的小說，也可以算是他的“粉絲”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前往西四磚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見張恨水先生。當我推開小院便門時，見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飲茶。夫人很嬌小，像是南方人模樣。在聊天過程中，我感覺先生說話語氣低沉，言語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對當下新中國建立不久的環境不適應？當我問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時，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說沒有什么事，很閑，有時在附近遛遛彎。我根據他說的現實情況，提出請先生為我社撰寫一篇《北京街頭見聞》，先生答應了。我便不打擾，起身告辭。沒過幾天我接到了先生寄來的文章，大約四五千字，交給組長黃嘉錦處理。黃嘉錦組長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是地下黨員、菲律賓歸僑，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闊斧將張恨水先生文稿壓縮成二千字，便發往香港報刊。事過半個多月，王紀元副社長叫組長和我到他辦公室，告訴我們說：“張恨水先生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告了中新社，說‘對作者不尊重，不負責任，隨意改動作者文章’。”發生這種事對中新社影響很不好，組長和我都挨了批評，我們也做了檢討并吸取了教訓。盡管我們給張恨水先生帶來不愉快的經歷，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懷仍應邀為香港及海外華文報刊撰寫了多部長篇章回小說，對外報副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為此，我們很感謝張恨水先生。

　　批斗“電影皇帝”崔嵬

　　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兼導演崔嵬先后拍攝了《青年之歌》、《小兵張嘎》、《楊門女將》等多部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影片，并在電影《紅旗譜》、《宋景詩》、《海魂》中扮演了不同類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眾電影》讀者投票評選的“百花獎”對崔嵬在電影《紅旗譜》中扮演的朱志忠這一純樸、善良、勇敢的農民形象給予了極高評價，授予他最佳男演員獎。為此，我寫了一篇《訪最佳男演員崔嵬》，刊登在《中國新聞》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華文報刊轉載，香港《大公報》刊登時將標題改為《電影皇帝”崔嵬》。據了解，當天香港街頭報亭《大公報》銷量劇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歡迎。沒料到，“文革”期間，“電影皇帝”這篇改動標題的文章給崔嵬憑空增加了一條罪狀。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位延安時的共產黨員就是有十張嘴也說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內外社會制度區別的群眾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頭。“文革”過后我又見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謙意，“都過去了！都過去了。”崔嵬用他那山東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說。是啊！災難是過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歷史故事，就當笑話講給后代聽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爭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貼了一張大字報：通訊組曾兩次報道有關京劇藝人言慧珠的文章，這兩篇大毒草應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報很氣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譏。我想想還是冷靜下來。1960年初，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言慧珠從上海來北京開會時，我采訪了她。當時，她是上海戲曲學校副校長。她向我介紹了培養京劇接班人的情況，并對京劇藝術后繼有人充滿信心。同年夏季我從上海晚報上看到一則關于言慧珠、俞振飛結婚的短訊，即寫信邀請她為我社撰寫一篇蜜月旅行見聞之類的文章。言慧珠很熱情，很快復信。信中說明：他倆暢游長江，欣賞了祖國美麗山河，看到了長江兩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還說，他們回上海已過多日，不是新聞了，如需要，請我代筆，用她名字發表。我根據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況，寫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飛蜜月旅行追憶》，發給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報紙很快采用。因為這種文體的稿件通訊組曾發表過多篇，很受外報歡迎。記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僅被多家外報轉載，而且得到了中央有關領導人的肯定及表揚。言慧珠是著名須生言菊朋的愛女。言慧珠才藝雙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圓潤，深受廣大京劇愛好者的喜愛。俞振飛是著名小生，是梅蘭芳的搭檔，他不僅在國內揚名，而且深受香港、臺灣及海外京劇愛好者關注。再說，當年通訊組每三個月就要全面檢查所發出的文稿，如有問題早就挨批了；其次，所報道的對象，不是個人喜愛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規定的愛國主義報道方針。這場由言慧珠引起的爭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沒過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國共談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見國共談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屬于我的工作范圍。領導給了我這任務，只有服從別無二話。領導交代：請邵力子先生撰寫一篇國慶十周年觀感，不談人口問題。我領會了精神，隨即前去拜訪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紹興人，講話略帶鄉音。他是1949年代表國民黨與共產黨和平談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張國共合作，后因談判破裂，邵先生主動要求留在北京未回臺灣，建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委員等要職。邵先生很熱情也很健談，待我說明來意后，先生很快應允。他認為，建國十周年各方面變化很大，特別是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尊重，對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給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當我采訪結束起身告辭時，邵先生又問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有關計劃生育及人口問題的文章，接著他很激動地講道：他曾在1953年時，在一次重大政治決策會議上提出中國人口過多，需要計劃生育的觀點；還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就人口問題做了專題發言。邵力子先生說：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經濟和物質不夠發達的社會環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緩。他的觀點有三方面：第一，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發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對婦女身體健康不利；第三，對兒童成長教育不利。我聆聽了邵力子先生關于人口問題見解與觀點，極為敬佩和贊同。但是當年有關人口問題的政策是學蘇聯，是國策。這一觀點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來表示同意？我做為一名記者更不敢隨意表態。先生看我沒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遺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現在，看到中國人口增勢得到控制，經濟發展，國富民強，定會感到欣慰。

　　(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