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東京10月3日電 題：中日兩國何以同尊“以和為貴”？

　　——專訪日本巖波書店前總編輯馬場公彥

　　中新社記者 朱晨曦

　　“以和為貴”、和合思想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的本義是聲音、音樂的和諧，后來引申出和睦、和善、中和等意思；“合”的本義是上下唇合攏，后來引申出聯(lián)合、融合、合作等意思。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和”“合”二字開始聯(lián)用。“以和為貴”也是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之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日本巖波書店前總編輯、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馬場公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中日兩國何以同尊“以和為貴”思想。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尚和合”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內(nèi)涵。“禮之用，和為貴”出自《論語·學而》。“以和為貴”作為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之一，與儒家文化有何關聯(lián)？

　　馬場公彥：“和”可謂是日本最重要的價值觀、倫理觀之一。在日本，“和”的含義有兩種。一是“和諧”“和睦”，即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避免紛爭和對立；二是“和平”，不發(fā)動戰(zhàn)爭、不縱容戰(zhàn)爭、不卷入戰(zhàn)爭。在日本飛鳥時代，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第一條便是“以和為貴”，這體現(xiàn)了第一種“和”的含義，也是日本人傳統(tǒng)的處世道德觀。日本從幼兒園開始，在學校教育中最重視的便是“大家和睦相處”“珍惜友情、保持團結”等品德。這些品德在家庭、職場、社會中被普遍重視。第二種“和”的含義主要來源于二戰(zhàn)后日本從戰(zhàn)敗中汲取的教訓，在《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放棄戰(zhàn)爭條款中得以充分體現(xiàn)。

　　圣德太子在進行國家建設時，以中國的律令制為政治體制藍本，從儒家尋找政治思想，并利用佛教來建設國家意識形態(tài)。“以和為貴”這一理念的提出是為了改善當時反復出現(xiàn)的社會弊病，防止豪族、貴族組成派系產(chǎn)生對立和斗爭，使其歸順天皇，從而實現(xiàn)上下和睦，政令暢通。

　　“以和為貴”思想至今仍貫徹在日本政治當中。不僅如此，這一理念還廣泛地成為日本民族特征。日本人很在意“面子”，為避免挑起爭端，經(jīng)常會顧及對方的心情，“以心傳心”地察言觀色，維護好人際關系。日語中的敬語便是基于同對方的親疏關系、身份地位、敬意等將距離感反映在語言上，以達到維護和穩(wěn)定關系的目的。這一表達習慣深深地滲透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另一方面，在日本社會，道理原則、是非曲直很難超越人際關系，成為言行判斷的標準，因而日本社會常被稱作“鄉(xiāng)村社會”。就像人們常說的“不會說不的日本人”一樣，因為不愿讓對方覺得回答刺耳，難以向對方傳達真正的意思，容易產(chǎn)生誤解和懷疑。

　　中新社記者：在以“和而不同”的態(tài)度對待不同國家、民族、地域的文化中，日本歷史上的遣隋使、遣唐使是其中的典范。近千年的中日交往史中還有哪些類似的事例？

　　馬場公彥：日中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日本單方面地吸收中華文化，培育了日本文化。日本在奈良時代從中國六朝引入了文學；從隋朝引入了律令制及佛教；在平安時代從唐朝引入詩學；在鐮倉時代從宋朝引入了禪宗，進而形成了獨特的五山文化；在室町時代與明朝的貿(mào)易繁榮起來。日本從中國引入的不僅是儒、佛、道三教，漢字、漢文、漢文學，還有飲茶、料理、建筑等。即便在廢除遣唐使制度的平安時代、采取鎖國政策的江戶時代，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仍然在持續(xù)著。在平安時代，文學舞臺的主角仍然是漢文，江戶時代則誕生了江戶儒學。

　　近代，兩國之間曾經(jīng)歷一段不幸的歷史，由于日本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不過，日中人文交流并未因此中斷。在日俄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派出大批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明治維新的經(jīng)驗，并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明。進入當代以來，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時也向日本借鑒了發(fā)展經(jīng)驗。

　　在中國“和”文化的價值觀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xié)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帶有儒家思想的特征。日本文化長期深植于中華文化中，自然也流淌著共通的要素。

　　在“和而不同”的社會價值觀中，人們雖然和睦相處，但不會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而是重視主體性。不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日本的本土思想中比較淡薄。例如，在《古事記》的神話世界中，日本的“神”并不是超越人類社會存在，而是“一草一木皆有神”，與現(xiàn)世相連接。從《萬葉集》《古今和歌集》以及平安時代的物語文學中可以看出，日本對于來世的觀念是淡薄的。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指出，重視“此時此刻”是日本思想文化的特征。當然，日本文化中也有超越性的神、絕對者、真理等要素，這些是中國古代“天”的觀念、大乘佛教、基督教、馬克思主義等傳入日本的結果。

　　中新社記者：5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日兩國本著“求大同，存小異”的精神達成了共識，體現(xiàn)了“尚和合”的東方智慧。當前國際局勢下，您認為應如何發(fā)揚“尚和合”的精神共同應對考驗？

　　馬場公彥：“求大同，存小異”是日中邦交正常化時一個很重要的處理問題的方法，是維護日中關系健康穩(wěn)定需要牢記的座右銘。同時，也是出現(xiàn)問題時必須重返的原點，是使兩國關系恢復韌性和活力的關鍵所在。因此，重要的是確認“大同”是什么，那就是“子子孫孫友好”的信念、“合則兩利，斗則兩損”的相處原則。為實現(xiàn)世代友好，兩國人民許下“日中不再戰(zhàn)”的誓言。

　　當前，世界整體發(fā)展變?yōu)榱藘?nèi)向型，冷戰(zhàn)思維死灰復燃，“門羅主義”、貿(mào)易保護主義抬頭。面對這些困難，我們必須停止零和博弈，“強不執(zhí)弱，富不侮貧”，站在“同舟共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立場上，向國際社會呼吁“尚和合”的重要性。

　　為了結束近代以來日中關系的不幸，為實現(xiàn)日中兩國人民的夙愿，先輩們殫精竭慮，使日中關系回到正軌。當前的日中關系雖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但與50年前相比，兩國的交流和貿(mào)易已達到空前密切。俗話說“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前人種下的樹木，正在長成參天大樹。作為后人的我們不能無視它、遠離它。讓我們回到這棵茁壯成長的大樹，尋找流淌在地下的雙方共同的人文精神源泉。(完)

　　受訪者簡介：

　　馬場公彥，1958年出生于日本長野縣伊那市，巖波書店前總編輯，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學術博士。1989入職巖波書店，先后任《思想》編輯部編輯、《世界》編輯部編輯、學術一般書編輯部主編、編輯局副部長、總編輯。2019年退休后，先后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外籍專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研究、中日關系研究。著有《圍繞<緬甸的豎琴>的戰(zhàn)后史》《戰(zhàn)后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zhàn)敗到中日復交》《現(xiàn)代日本人的中國觀》《播種人：平成時代編輯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