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電 題：回答“梁漱溟之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專訪著名哲學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1918年底，學者梁濟問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濟投湖自盡，其后整個20世紀，中國與世界幾乎都在動蕩巨變中度過。

　　百余年后的今天，世紀疫情疊加百年變局，烏克蘭危機更將亞歐大陸拖入動蕩邊緣。“這個世界會好嗎？”再次成為時代之問。

　　“在中華文明的現代進步與道德影響力下，這個世界可以變得越來越好。”年近九秩的國際著名哲學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中國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夠對世界繁榮發展產生可觀的影響力和轉化力。這樣的世界顯然會更好的。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怎么看百余年前的“梁漱溟之問”？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今天，您認為這個世界會好嗎？為什么？

　　成中英：梁漱溟在五四時期接觸到西方文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他認為人的生活態度有三種，構成三種人類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第一種生活態度是把人生的意欲投向未來，盡量求其滿足，因此建立了科學與民主。兩者可以通向未來的開放社會，這就是西方文化的意欲。中國文化則致力于調整自我的意欲，改變自我以適應環境，以達到平和的生活目標，安于現狀，不思改變。印度文化是人類“最后的出路”，目的是根本消除人的意欲。因此不必設計未來，也無需刻意適應環境，而是取消自己的意欲，回歸到一個根本的寂靜生活，以至永遠。基于這一理論，梁漱溟對父親梁濟的回答，顯然是：中國人不能走印度的路，但卻需要向西方學習，面對未來生活。他說“世界會逐漸變好”，是有理論基礎的。

　　但這個回答對梁濟來說，只是一種絕望。他看到西方的強勢文化，而中國還不知道何時才能恢復舊觀，當時的生活只是茍且偷生，不具任何意義。他所看到的只是既要放棄未來，又必須放棄現在，還不如立刻選擇走“印度之路”，以消除自己一些可能的盼望。因此聽完梁漱溟的意見之后，梁濟決定自殺。這顯示他已經深思這個問題，而且同意其子的看法，只是他已沒有任何興趣來等待那個未來的日子。

　　梁漱溟和他父親不一樣，認識到中國文化本身的價值，既可以發揮西洋的未來精神，也可以保有深度內在超越的心境，可以繼續奮斗。再者，梁漱溟對儒學的認識也很深刻。他看到儒學以及中國文化的韌力與潛力，因此深信未來是可能變好的，只要有一番努力，就有一番收獲。

　　這個世界會變好嗎？我認為，本質上可以變好。因為世界本身的存在和人類的存在是一體的，人和人之間的彼此關聯也是自然和真實的，問題來自于人自身的缺陷。由于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更由于不理性的“恐他”心理，以及歷史上一些錯誤認知所形成的習慣，人們制造了自身的問題。這個世界因此不可能自動變好，而在于人和人之間的共同努力。

　　我們也不能把變壞的責任完全歸之于一個方向。的確，西方人喜歡戰爭，自私逞強，這是歷史事實。就中國人而言，我們該要有一種能力，來消解西方人的逞強態度和自私心理。一旦這種理解建立起來，世界就會變好。一旦這種理解消除，西方也可能變色不認人，不但破壞環境，也將以對方為敵，戕賊生命。因此，即使是較好的發展，也要注意其可持續性，從一個長遠的眼光來防止突變。

　　當然就當前情況來看，21世紀從開始到現在20多年并不太平。首先這是中國復興的時代，也是西方對中國不滿的時代。中國的成功激化了西方人的懷疑和敵意，造成對中國統一的威脅。其實中國統一對他們并不一定帶來害處，反而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好處。可是由于西方人本身的不自信，產生了對中國的負面態度。這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當然也是中國人的不幸。因為這種態度也影響到中國人的生存、和平與發展，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中國對世界作出貢獻的機會。只有中國不斷強盛，民眾文化心理不斷變強，才能安頓西方人的焦慮和疑心，進而共同實現對世界的積極建設，對宇宙空間的積極探求，為人類長久的幸福作出貢獻。

　　作為一個站在時代前沿的古老國家，中國能夠自給自足，更有余力維護弱小的民族。中國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夠對世界繁榮發展產生可觀的影響力和轉化力。這樣的世界顯然會更好的。但由于20世紀的痛苦教訓，中國也必須警覺這是一個危險的世界，隨時面對它的突變，發揮強大的平衡作用，這是人們可以期待和依靠的。在中華文明的現代進步與道德影響力下，這個世界可以變得越來越好。

　　中新社記者：人類社會正面臨傳統安全威脅的回潮，如烏克蘭危機；也面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上升，如疫情、極端天氣等。您認為中華文明能為人類克難發展提供哪些借鑒？

　　成中英：面對當代各種環境及疫情的變化，中國人有能力去解決問題，并能防患于未然，對任何已發生的自然事件，能沉著應付，更能走出困境。這種強有力的理性的平衡心態，是古老的中國所特別具有的。

　　就國家安全而言，俄烏沖突在很多方面影響中國，但中國人保持理性對待，從國家正義與世界和平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并未因與俄羅斯的特殊友情而支持其戰力，只希望俄烏雙方能和平解決問題，顧全大局，尋求中道，為世界局勢提供了一種穩定的力量。至于疫情問題，中國迄今仍然是世界最能解決疫情問題的榜樣。因為中國人的哲學思考，總會從整體和長遠的利益著眼，不會因為當前的需要，放棄對根本問題的思考。這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智慧，也是中國哲學重視一勞永逸，杜絕后患的管理方法。一時的勞苦換取長遠的幸福，可說是值得的。

　　此一態度也可用之于應對自然災害，即重視吸取過去的教訓，發揮更有效的治理方法。歷史上中華文明遭受自然災害的例子很多，但最后都能從經驗學習中獲取成功的智慧。中國傳統富有策略思考，在堅定意志下，最后都能夠克服時艱，可說已經有了一套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案。

　　更重要的是，中華文明中處變不驚、鎮靜應付變化的能力極為強大。中國人的文化傳統重視責任感，在實際災難中，往往能發揮人的剛強意志和群策群力的精神，進而不斷奮斗以達到消除困境的目標。因此無論對待自然災害，或人文危機，中華文明都能借鑒過去，面對未來，不屈不撓，永不放棄。認識到這種精神，就應對中國的處變能力具有十分信心。當然，中國還需要幫助世界，為人類共同的前途，主動提供幫助和關心。可貴的是，中國以平等對待世界各民族。面對任何災害，中國都有能力主動參與治理行動，把世界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生命的共同體，致力于消除種族歧視與種族斗爭。中國人本就樂善好施，一旦富庶起來，更將嘉惠天下，發揮平等精神，創造人類共生的幸福。這從來也就是儒學的初心，見之于儒家歷代的經典著述。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國家形態存續至今、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您認為在中華文明走向復興的過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發揮什么作用？

　　成中英：中華文明的確是世界上唯一以國家形態自古存續到今的文明。這反映出中華民族自黃帝五千年前統一中原，要維持統一來發展文明，就自然且必須發展一個國家形態的制度存在。中華文明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國家的統一和文明的不斷發展。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是，此一國家形態的文明過去有無變化，以及在一個現代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和調整這個國家形態的機制。這當然是一個形式和內容相互切入的問題。只有內容和形式密切貼合，才有強有力的生存能力，也才能面對時代的挑戰，解決時代的問題，把時代的特征融入文明價值與國家形態的統一之中。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在中華文明走向復興的過程中，我們須十分看重傳統文化中的智慧之道。這在《易經》與《尚書》中有充分說明，最主要的是要剛健自強、厚德載物，即在實際上嚴明教化，讓民眾認識德性的重要性。更要動員人民的智慧，來創造一個德義并重的政策和權威民主共存的生活形式。既依法治國，又以德治國，法和德不可偏廢，這可能是當前中國國家形態作為統一國家的方法所必須考慮的問題。正如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傳統的歷史經驗和儒家的道德教訓，對中華文明走向復興具有重大意義。但在此，國家發展的統一形態必須作為主要考慮對象。如果要做更一般性、更廣闊的文化復興條件的認識，我們就必須堅持傳統的歷史經驗，不只是文化道德與政治智慧，尤其需要推理了解和細致分析。對儒家強調的道德與禮制，更需要充分留意。歷史的教訓和道德的教誨，加上理性的啟蒙和教化的推廣與加深，也是不可忽視的基本要求，西方成功的改革經驗，自然也可納為參考對象之一。(完)

　　受訪者簡介：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陽新縣。1955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旋赴美留學，1958年獲華盛頓大學哲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專研易經哲學、儒家哲學、比較哲學、邏輯、形上學與知識論、詮釋學，是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現任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擔任諸多世界名校客座教授與講座教授。創辦國際中國哲學會并擔任會長、國際易經學會并為主席、首創國際儒學聯合會，現為榮譽顧問。評選為唯一的華裔國際詮釋學研究院院士。1973年創辦英文《中國哲學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至今已五十年。

　　 主要著作超過35種，包含：《中西哲學精神》《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易學本體論》《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知識與價值》《中國古典政治哲學發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