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電 題：回應“熊彼特之問”，如何將“中國經驗”升華為“中國理論”？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

　　作者 韓禹

　　奧地利裔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寫道，“在中國，我們確實發現有一套處理當時農業、商業與財政問題的高度發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沒有流傳下來對嚴格的經濟課題進行推理的著作，沒有可以稱得上我們所謂‘科學’著作的。”實踐早熟而理論滯后的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在新著《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中稱之為“熊彼特之問”。

　　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創建，不僅關涉中國經濟發展經驗自我總結與國際理論話語權斗爭，也是為世界作出更大知識貢獻的時代需要。張曉晶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囿于西方經濟學話語權主導、理論總結起步較晚等因素，中國目前面臨經濟發展實踐成功而理論發展不足的問題。應有足夠自信，基于獨特的發展路徑廣泛吸納，將“中國經驗”升華為“中國理論”，為現代經濟學作出貢獻、為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向追求“科學化”。隨著博弈論、因果推斷等研究方法的發展，在您看來，如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能否稱得上是一門科學？

　　張曉晶：科學有其自身的定義和范式。在社會科學里，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更像一門科學，因為它用了很多科學的方法，如假設推理、經驗實證、數理模型等。

　　為追求科學性，大量數學工具被用于解決經濟學難題，但由于數學工具自身局限，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只能處理“均衡問題”，如主流的DSGE模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往往通過線性化方式求出均衡解、穩態解等。但現實比模型更復雜，很多情況是非均衡、不穩定甚至“爆發性”的。盡管非線性模型早就有人提出，但還未能進入主流，因為非線性更難處理。

　　除了技術工具限制，還有價值觀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波動來自于外生沖擊，否認資本主義體系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市場最終會自動達到均衡。與之相應的主流模型，用的數學方法就使得無論條件怎么變，最后結果都會收斂得到均衡解。均衡經濟學，及相關的線性化處理方法，忽略了時間與過程，取消了經濟體系變動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從而也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類似大蕭條與大危機出現的可能性。

　　其它諸如個體主義方法論、理性經濟人假說等也受到挑戰，西方主流經濟學離真正的科學還有差距。

　　中新社記者：主流經濟學的弊端與盲點，對中國自主經濟學的開創有何啟示和教訓？

　　張曉晶：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不能完全代表現代經濟學，好像中國跟不上他的闡釋就落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引領和主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及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營養，都是中國經濟學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援。中國擁有過去七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完全可以對一些主流經濟學教條說“不”。

　　第二，中國發展經驗恰恰戳中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痛點”。中國實現了在社會長期穩定中推動經濟快速發展，而遵循西方經濟學教條的經濟體卻危機不斷，表明中國經驗及其蘊含的理論邏輯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強調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完全有別于所謂“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中國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盲目崇拜有根本區別；中國的宏觀調控，基于經濟的異質性和不平衡性，利用好包括產業政策的結構性政策，而西方的“穩定化政策”從來把結構性政策當作市場扭曲。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時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提出要“向中國學習宏觀調控”；如今產業政策成為西方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的法寶。

　　第三，中國的發展經驗還在發展中。中國的經濟實踐，既不是為了迎合某個國外理論，也不是有意要與國外理論“對著干”，而是最終要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其中一些實踐創新往往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要認識到這些做法“管用”的歷史局限性。應把這種特殊性與真正值得國際社會借鑒的一般性中國發展經驗區分開。如結構性政策，其有效性多以差異性、非均衡為前提。過于強調結構性政策不僅會人為地分割市場，還會導致政策的有偏性、歧視性，不利于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當前強調建立統一大市場，更要注意結構性政策的適用范圍。

　　中新社記者：一國經濟學之地位與其經濟實力有何關系？

　　張曉晶：一國經濟學的地位往往與其經濟實力相關。比如主流經濟理論及其依賴的經驗多來自發達經濟體，甚至主要來自美國。而主流的西方學術雜志也只對“主流問題”即發達經濟體的問題感興趣，對后發國家問題的興趣往往也只是主流問題的延伸而已。比如轉型經濟學就很難進入主流，因為發達經濟體不需要關于轉型的知識；時有關注，也是因為“轉型”會影響發達經濟體。

　　歷史上，中國儒家思想曾影響歐洲的重農學派，因為那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今天，國際上中國問題研究也越來越多，究其根本，是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經濟對世界產出的增量貢獻超過三分之一，扶貧對世界減貧事業的貢獻超過70%。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擴大，其經濟問題也會逐步成為世界關注的問題。比如，中國脫貧經驗必將改寫發展經濟學，在互聯網、金融科技方面的發展，也會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條件下后發趕超的范例，是可以寫入經濟學教科書的。

　　中新社記者：經濟學理論與經濟發展現實密不可分，但為何創造增長奇跡的中國當下未能躋身主流經濟理論？

　　張曉晶：首先，一國的經濟成就和學術成就，尤其是經濟貢獻和理論貢獻，不是完全對等的。確實有經濟實力強、經濟學話語權相對薄弱的情況，比如當年的日本。

　　其次，中國的理論準備還有不足。中國經濟發展起步階段強調實用，沒有大量精力做理論建設。當時學界更多遵從蘇聯范式政治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缺乏解釋力；在現代經濟學面前，當時的中國還是小學生，沒有能力進行學理化總結。而對傳統的政治經濟學進行“改造”以適應社會現實的發展需要得有一個過程，這些就造成理論提煉滯后于偉大的社會實踐。

　　第三，總結中國經驗還缺乏自信。所謂主流是西方主流，擺脫西方話語權的主導不易。這使得我們在總結中國經驗、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還缺乏自信。囿于西方主流話語，有時候我們會把創新和棱角抹去。

　　最后，中國的很多做法是前無古人的創舉。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設想過，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沒有嘗試過，西方經濟學理論也解釋不了。這就需要中國自己將這樣的創舉升華為理論，形成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顯然，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中新社記者：中國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構建，方向在何處？應當遵循的基本方法論是什么？

　　張曉晶：中國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構建，關鍵是“自主”。

　　其一，擺脫“西方中心論”是實現“自主”的前提。“言必稱希臘”，就等于是把經濟學自主權交給了別人。

　　其二，中國經驗的獨特價值是“自主”的底氣。如果說以前對于中國經驗的總結還缺乏自信并唯恐其與主流不一致，那么今天，這種“不一致”恰是中國經驗的價值。從科學發展的范式來講，只有新鮮的獨特經驗，為原有范式不能解釋的現象，才可能是理論進步的真正動力和源泉。

　　其三，開放體系是“自主”的命脈。自主并不意味著封閉，中國經濟學不能脫離現代經濟學發展潮流。中國發展獨立自主，但不會與世界脫鉤，學術發展也不能脫離世界潮流。中國經濟學的開放體系意味著，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基于中國的發展經驗、革命傳統和歷史基因，同時吸納西方經濟學所有重要的積極成果，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為現代經濟學作出增量貢獻。

　　中新社記者：您在著作《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中回顧了中國的歷史基因，探討了中國現代化問題，這就將中國經濟學理論探索的語境大大擴展，置于文明古國遇見工業文明、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過程中。您認為中國經濟學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占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

　　張曉晶：中國最初引進經濟學是為了什么？從嚴復翻譯《原富》開始，中國人引進經濟學就是為了推進現代化。

　　一百多年來是中國現代化的探索歷程，也是中國經濟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建構，不僅僅是回應“熊彼特之問”，更是要解答時代之題、人民之題、世界之題，這個題目就是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中國的獨特性。縱觀歷史，中國式現代化是幾百年來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偉大創舉，其依憑的發展理念、遵循的發展路徑、形成的文明新形態，是對世界的貢獻。盡管這些并非經濟學能完全覆蓋，但經濟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和基礎，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理論回應并提供指引，是中國經濟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我在書中說的中國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完)

　　受訪者簡介：

　　張曉晶，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入選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

　　領銜編制并發布年度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與季度宏觀杠桿率；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跟蹤分析；參與、主持國家“十一五”至“十四五”規劃的研究與評估工作；主持中財辦重大委托課題及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

　　出版《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系列(合著)等著作。榮獲的獎項有：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首屆“孫冶方金融創新獎”、第五屆“中國軟科學獎”和第六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