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太原10月24日電 題：晉商對現代經濟發展有何啟示？

　　——專訪山西萬里茶道文旅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范浩里

　　中新社記者 胡健

　　作為中國歷史“三大商幫”的晉商，曾在中國明清時期以商貿金融為中心進入中國產業、貿易和金融領域主流地位，開創“萬里茶道”“百年票號”的五百年商業輝煌。

　　晉商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曾經的世界經濟版圖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晉商孕育出的精神內涵對現代經濟發展有何啟示？近日，中新社“東西問”欄目獨家專訪山西萬里茶道文旅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范浩里，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晉商崛起的歷史是什么，有何發展脈絡？當時的晉商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范浩里：山西是中華商業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從秦漢到唐宋，由于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加工制造業初具規模，為商業流通和發展提供著物質基礎。進入明初，晉商借助明王朝建立九邊、解禁鹽務、邊地屯田、邊市貿易的特殊市場需求，開辟了國內長途販運的商業模式，并迅速獲得河東鹽引，進而進入兩淮和長蘆鹽市場，獨享鹽利長達百余年。

　　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朝廷將開中“納糧”改為開中“納銀”，直接挑戰晉商“極臨邊鎮”的地理優勢。山西商人以“朋合制”“東伙制”等經營模式集群而行，從開中地區的邊鎮市場逐步走向全國，完成了“邊商”向“內商”的機制轉換。晉商通過鹽運鹽務、糧油布帛、茶葉陶瓷、白酒生煙、藥材顏料以及冶鐵制品等物產的跨境營銷，將商業貿易、物流運輸、錢業典當等多種經營的觸角，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東南沿海、西北和西南疆域延伸，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早期萌芽與發展的先行者。

　　入清以后，隨著戰亂平息，中國出現了版圖一統、政治相對穩定的局面，為開發邊疆地區經濟貿易創造了較好的營商環境。

　　在200年茶路的開拓中，山西茶商以集群式發展和集團化經營，開創了南“吞”北“吐”的產業格局和內貿、外貿相依相濟的競爭優勢。在促進中蒙俄茶路城市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新社記者：晉商的發展過程經歷了哪些重要的歷史階段？在此過程中，晉商取得哪些輝煌成就？

　　范浩里：在晉商的發展中，歷經鹽路300年、茶路200年和票路100年的三個重要歷史階段，以“集群而行、集團而營和集成而治”的商業模式，逐步從國內商業經營走向國際貿易市場。明清政府“重農抑商”政策的逐步改變，加快了山西地域性民間商幫集群與資本集團的迅速崛起。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沿海沿江重要商埠的對外通商，推動了國內商業貿易的結構調整。晉商原有的錢業典當、賬局銀號及押鏢護鏢等傳統服務，也受到近代交通工具和電訊技術進步等新興市場的挑戰。

　　于是，一大批財雄巨賈開始從商業資本中剝離金融資本，開創了商品交易活動中專營銀兩存貸與異地匯兌的專業金融機構——票號。在清代，晉商50多家金融資本集團在國內外127個城鎮、碼頭開設560多家票號分莊，并通過分布在各省的千余座商人會館，開展了民間資本的大跨度運作，形成了與萬千商業過載店、批發商相依相濟的商網覆蓋。

　　中新社記者：太、祁、平三大票幫打造的金融集聚區為什么被譽為“中國的華爾街”？

　　范浩里：太谷、祁縣、平遙是明清時期北方票號的發祥地，因此成為以票號為核心的金融總部集聚區，集聚與擴散晉商金融資本、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營造了近代中國的民間商業帝國和資本化生存環境，從而造就了晉商在中國近現代金融匯兌業開疆拓土的奠基者地位。通過對外開放金融樞紐，進一步擴大國際經貿往來，甚至把票號、商號拓展到日本、朝鮮、俄蒙地區及印度。

　　1927年，山西省教育部門頒印的《高小商業課本》第一冊設置的第三課《太谷》就描述了這樣的繁榮：“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個商區。在商業界的勢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內商號櫛比，又多為批發莊，它的支莊遍布全國。”美國人羅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一書對此也有所記載：“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里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

　　中新社記者：晉商通過何種商業模式與治理方式在世界經濟中站穩腳跟？對現代經濟發展有何啟示？

　　范浩里：晉商數百年的興衰成敗，為中華民族書寫了一部獨特的營商文化史。他們在道德信仰、產權制度、經營謀略、管理智慧、組織體制、人本激勵和市場信用中，打造出晉商獨樹一幟的發展模式與人文精神譜系。

　　一是“商儒并重”的文化底蘊。晉商在數百年的商業實踐中，以商與儒的和衷共濟，打破了中國封建社會重儒輕商的傳統習慣，把商文化的生產、流通、消費形態及社會價值創造過程，與儒文化的道德人格訴求完美結合，營造了商儒并重的社會氛圍和士魂商才的價值取向，精準地詮釋了“商”與“儒”的內在規律與辯證關系。

　　二是“義利諧調”的經營思想。一個龐大的地域性商幫集群，能在歷史演進中矢志不渝地從事貿易金融活動數百年，其核心就在于“義”和“利”的和衷共濟，把“以義制利、以利弘義”的邏輯力量，運用于行商濟天下的商業實踐，開創了晉商修身立業的道德范式。

　　三是“勞資共創”的發展機制。晉商開創的以“身股”與“銀股”為核心的“頂生意”制度，是一種“勞合”與“資合”共創共享的資本組織形式和利益共同體模式。這種產權制度安排，成功地打造了晉商“勞資共創”的文化特質和發展機制。

　　四是“家國兼濟”的責任擔當。晉商發軔與發展正處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作為民族資本的基層力量，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最大區別就是重仁義、行大道、舍利積德、行商濟世。諸如晚清時期山西的“抗英保礦”運動，就是由晉商渠本翹、劉篤敬、崔廷獻、常旭春等一大批商界精英組織發動，紳、商、學、民全面參與的反帝保礦斗爭。他們以大商視野與家國情懷奔走呼號十余年，不僅籌資數百萬兩白銀奪回礦權，而且投資創辦了清末山西首批采礦企業、冶鐵企業和火力發電企業。

　　“晉商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資源之一，處在深改轉型關鍵時期的各類市場主體，應借鑒晉商的“義利觀”，破除創業“富不過三代”的傳統周期規律；應借鑒晉商的“勞資觀”，創造轉型期勞動與資本共進共創的激勵方法和兼容模式；應借鑒晉商的“財貨觀”，揭示和深化產業鏈競爭的商業倫理和市場邏輯；應借鑒晉商的“家國觀”，激發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使命意識和責任擔當。

　　中新社記者：晉商如何打開國際市場？如何看待晉商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貢獻？

　　范浩里：國家的發展環境與政策導向、產業的資源配置與轉換效率、商人的戰略眼光與經營才能，是明清時代晉商打開國際市場的三大動因。

　　近代學者嚴慎修在《晉商盛衰記》中寫道：“南則江漢之流域，以至桂粵；北則滿洲、內外蒙古，以至俄國莫斯科；東則京津、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里雅蘇臺等處，幾無不有晉商。”在被稱為“世紀動脈”的萬里茶道上，晉商與陜商、京商、口商及蒙商、俄商、歐美商，共同掀起一場東西文明的大碰撞、大交流與大融合。

來源：視覺中國

　　以榆次常家為代表的晉商集群一直把市場擴展到俄羅斯的中心腹地，商號開到了庫倫(今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赤塔等地，將萬里茶路又延伸了1300多公里。中俄茶貿交易量也從乾隆年的83萬盧布增至道光年的1240萬盧布。隨著晉商車幫、船幫及駝幫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晉商也為東西方經濟交往、文化交流等作出巨大貢獻。(完)

　　受訪者簡介：

　　范浩里，1944年生，山西晉中榆次人，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從事晉商文化研究，現任中國未來研究會研究員、山西萬里茶道文旅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客座教授，長期研究晉商發展史及其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質文化。發表有《晉商制度文化的時代價值與傳承應用》《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的歷史存在鍛造了“萬里茶道”與“晉商精神”》等百余萬字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