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南昌1月12日電 題：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講述了怎樣的青銅文明？

　　——專訪江西考古學會理事長、江西省博物館二級研究員徐長青

　　中新社記者 劉占昆 李韻涵

　　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出土的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是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銅虎。它體型龐大，造型奇特，工藝細膩，形象生動，將虎的神性和人對虎的崇尚表現(xiàn)到極致，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是江西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為國家一級文物。

　　這只兼具勇猛霸氣與伏鳥柔情的“青銅虎”何以成為“鎮(zhèn)館之寶”？它講述了怎樣的青銅文明？曾參與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考古發(fā)掘的江西考古學會理事長、江西省博物館二級研究員徐長青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何以成為江西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其背后反映出當時怎樣的歷史文明？

　　徐長青：1989年9月，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鎮(zhèn)程家村，出土商代器物1374件，其中青銅器475件，一時引起轟動。在黃沙遍布的發(fā)掘現(xiàn)場，一件件青銅重器整齊排列，陶瓷器集中堆放，而青銅大刀、戈、矛等兵器悉數(shù)被折斷成三截，層層疊疊，出土時表面還涂有朱砂。在中央核心區(qū)域，精美玉飾件、精致青銅器、細小玉串飾集中分布。種種跡象顯示，3000多年前，這里曾經歷過一場盛大的葬禮。一次出土如此數(shù)量的青銅器，南方地區(qū)僅有，全國罕見。因而該墓被專家們譽為“南方青銅王國”。

　　出土于新干大洋洲商墓的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為單體臥虎，重達6.2公斤，為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銅虎。在造型上，張口咧齒，獠牙外露，凸目猙獰，四足臥伏作欲縱之狀。背棲小鳥，尖喙圓睛，愜意安詳。虎鳥和平相處，極具特色。總的來說，這件“鎮(zhèn)館之寶”虎形體大，造型奇特，形象生動，兼具勇猛霸氣與伏鳥柔情，并顯詭秘形貌與威儀神性；外展動靜相宜的栩栩身姿，內蘊古樸細膩的精工巧技。它是現(xiàn)實與想象的造物，是技術與藝術的融合，是物質與精神的相通，是文明與歷史的見證。特別是將虎的神性和人對虎的崇尚之情表現(xiàn)到極致，具有強烈的地域特色。

　　中新社記者：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銅器有哪些特點？有何獨特地位？

　　徐長青：新干大洋洲商墓是中國已發(fā)掘的商代貴族墓葬中出土青銅器數(shù)量最多的墓葬。20世紀，中國有三個最密集的青銅器出土地點。第一個是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婦好。1976年發(fā)掘，在不足30平方米的墓穴，出土青銅器468件，這是商朝晚期都城唯一沒有被盜掘的帝王級別陵墓。第二個是四川三星堆遺址，1986年發(fā)掘了兩座祭祀坑，2號祭祀坑出土青銅器700余件，當然它不屬于墓葬。第三個是新干大洋洲商墓，1989年發(fā)掘，出土青銅器475件。

　　大洋洲商墓的青銅器等級高。在商代，青銅鉞是王權和軍事統(tǒng)帥權的象征，只有高級貴族才能擁有并使用。商代考古發(fā)現(xiàn)僅數(shù)十件。大洋洲商墓出土了6件銅鉞，屬數(shù)量最多，其中一件更是重達11.4公斤，是中國的“鉞王”。文獻記載，周武王伐紂時，周公旦手持大鉞、畢公高手持小鉞，分立周武王兩側。周武王用玄鉞砍下商紂王的腦袋，并懸掛在小白旗之上。能夠使用“鉞王”可想而知墓主人的身份。同時還出土一件四足立鹿甗(yǎn)，高105厘米，重78.5公斤。該甗雙耳立鹿，整個器物一次渾鑄成形，紋飾精美，體現(xiàn)了青銅范鑄工藝件的杰出成就，號稱中國“甗王”。墓中出土的30多件各式青銅鼎，有的重達數(shù)十公斤。這些青銅重器構成大洋洲商墓禮儀活動的核心，是其顯赫身份的象征。

　　大洋洲商墓青銅器既有中原商文化風格，地方特色也很濃郁。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便是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文物之一。此外，古代樂器與“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禮器相提并重，祭祀、喪葬、征伐、宴享等重大場合無不用樂。墓葬出土的青銅镈，紋飾精美，體量巨大，聲音渾厚響亮，號稱“镈王”，是江西西部和湖南東部一帶最典型的單件打擊樂器。青銅面具，俗稱“雙面神人”像，闊嘴凸目大耳，透露著神秘、詭異的氣息，是巫師舉行祭祀活動借助通天地的禮器，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

　　中新社記者：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銅器為什么可能屬于虎方？虎方究竟是什么族群？

　　徐長青：據(jù)統(tǒng)計，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不但有碩大的單體老虎形象，在最具禮器特征的鼎耳上、鼎足上，青銅兵器的把柄上、杖首上以及玉飾件上，林林總總，居然有56個老虎形象。有的寫實，具體而生動；有的寫意，刻畫惟妙惟肖。可謂虎虎生威！以大量臥虎形式裝飾的青銅鼎為江西所獨有，豐富的虎形象在全國也少見，表現(xiàn)了當?shù)鬲毺氐幕⒊绨荨?jù)文獻記載，古有虎方，其最早是以虎為崇拜的氏族，形成于黃帝時期。商代發(fā)展為虎方，并見諸甲骨文。商代后期，南遷到江漢。“殷之南，虎方國，彭蠡以西，洞庭以東，繼三苗而起虎方”。因而，商晚期可能達到洞庭湖——鄱陽湖一帶。從青銅器上大量使用老虎的造型、圖案等虎元素分析，這里與文獻記載的虎方地理位置十分吻合。南方青銅王國可能就是虎方國或虎國，墓葬很可能屬于虎方的最高首領或虎王之墓。

　　大洋洲商墓是“南方青銅王國”高度發(fā)達的青銅文明成就最直接體現(xiàn)，其核心區(qū)域在江西清江盆地的樟樹、新干一帶。樟樹的吳城遺址、新干的牛城遺址，不但擁有中國南方地區(qū)最具規(guī)模的大型城址，而且出土了高等級規(guī)模、級別的青銅鼎，以及鑄造青銅器的大量石范、陶范等。大型城址、墓葬以及高等級青銅器組合，共同構成青銅王國的核心內容。

　　中新社記者：南方青銅王國是本土還是中原文明？它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

　　徐長青：多年研究顯示，江西贛北地區(qū)是中原王朝經略南方的重要陣地，是中原王朝和南方青銅王國的銅資源來源地，也是中原與古代江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中轉站和橋頭堡，這里是打開江西青銅文明寶庫的“金鑰匙”。

　　南方青銅王國的商代遺存中，發(fā)現(xiàn)的早商時期陶鬲、陶斝(jiǎ)、折肩罐、圈足盤等，很多具有中原商文化因素，表明青銅王國的來源可能與中原商文化有關。而一些印紋硬陶高領罐顯然具有江西鷹潭角山商代窯址萬年文化的陶器特色，屬于南方越人常見器物。由此可見，瑞昌銅嶺銅礦開采之初，應該有中原商人和本地越人共同參與。其究竟受誰控制？可能還是北方中原人，因為他們帶來先進的冶銅和鑄造技術。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如鼎、斝、卣(yǒu)、罍(léi)、鬲、豆、鉞等，無論造型、紋飾都具有中原商文化風格，表明在江西贛中腹地，青銅王國核心區(qū)域，商文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同樣，針對大洋洲青銅禮器鑄造技術的研究，還發(fā)現(xiàn)其運用并繼承了中原地區(qū)流行的泥范技術，這是商文化核心技術流布的結果。到了周代，即春秋、戰(zhàn)國期間，楚文化因素如楚式鬲，越文化因素硬陶和釉陶罐同時出現(xiàn)在銅礦遺址中，我們又看到楚人、越人控制銅礦的現(xiàn)象。

　　南方青銅王國是青銅時代中國南方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級別最高的區(qū)域性地方政權核心。源于江西本土深厚的新石器時代文明積淀，憑借得天獨厚的銅礦資源優(yōu)勢，在中原夏商青銅文明的強烈影響下，青銅制作技術高度發(fā)達，青銅文明成果領先南方其他地區(qū)，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共同進步，并步入早期國家文明殿堂。它是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中國史前文明走向國家文明階段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直接體現(xiàn)。其文明頂峰發(fā)生在商代中期延續(xù)至商代晚期，可能長達四五百年。它見證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文化交融，以及最終融入中華民族統(tǒng)一大家庭的過程。(完)

　　受訪者簡介：

　　 徐長青，畢業(yè)于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專業(yè)。江西省博物館二級研究員，歷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江西省博物館黨委書記。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文物局重點文物保護工程專家，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百越史研究會副會長，江西省考古學會理事長。長期從事田野考古研究與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參與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吳城商代遺址，并主持了南昌西漢海昏侯國遺址、靖安李洲坳東周墓等重大項目的發(fā)掘、保護與研究，相關項目多次獲國家文物局“六大考古發(fā)現(xiàn)獎”、“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獎、考古資產保護金尊獎以及“江西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等。個人主持參與國家社科基金課題3項，主持江西省社科規(guī)劃項目3項，主持撰寫報告、圖錄10余部，發(fā)表考古報告及學術論文1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