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天津3月20日電 題：太保鼎如何講述華夏文明脈絡？

　　——專訪天津博物館館長姚旸

　　作者 張少宣 王在御

　　現藏天津博物館的太保鼎，收錄于《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作為西周歷史的見證，太保鼎無論是制作工藝亦或鼎內銘文，都能反映中國文化藝術乃至歷史進程的點滴。天津博物館館長姚旸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太保鼎發掘、流傳、保存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享譽世界的太保鼎是如何被發掘的？

　　姚旸：太保鼎作為“梁山七器”之一，它的出土挖掘有著比較傳奇的過程。

　　首先“梁山七器”的定名來自清代。最早著述它的文獻出自山東一位叫楊鐸的學者。在他的《函青閣金石記》中提到，“濟寧鐘養田(衍培)近在壽張梁山下得古器七種：鼎三、彝一、盉一、尊一、甗一，此其一也，魯公鼎、犧尊二器、已歸曲阜孔廟。”鐘養田是當地士紳，在梁山得到了七件古物，文中列出了器物的數量和基本名稱但沒有更多信息。

　　“梁山七器”被發現后，受到很多收藏家和學者關注，經過后世學者的長期考證，掌握了更多可考資料，對于其出土時間也有了更精確的判定。學者發現，道光時期記載魯西南地區金石銘文的《濟寧金石志》中出現了“梁山七器”的相關內容，而這本書成書于道光二十三年，可見在道光二十三年之前，“梁山七器”便已經出土并被人所知。

　　近幾年，根據山東博物館發現的相關第一手文獻資料顯示，道光十六年，在濟寧的古玩市場上出現了“梁山七器”的身影，所以它的發現出土不會晚于道光十六年。

　　中新社記者：太保鼎能留存于世，又經歷過哪些波折？

　　姚旸：“梁山七器”被發現后，由于時局動蕩多有遺失，但太保鼎卻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而且它流傳有序，從鐘養田到李宗岱再到丁麐年，三代山東民間收藏家在云譎波詭的年代一直保護著太保鼎的安全。

　　太保鼎與天津結緣，就要說到它的第四位收藏者民國總統徐世昌。徐世昌對金石考據頗有研究，又酷愛金石文物收藏。1917年，徐世昌從好友大學者柯劭忞處得到消息稱，山東日照的丁氏家族要出售4件青銅重器，太保鼎、太師鼎、小克鼎及克鐘，于是他便立刻聯系了賣家并以重金收購，將其收藏在家中。

　　1958年，徐世昌孫媳張秉慧將4件器物一同捐獻國家，至今均收藏于天津博物館。20世紀90年代，太保鼎被列為不可出境展覽的國寶級文物。

　　可以說，徐世昌家族將太保鼎謹慎收藏、悉心保護，成就了“梁山七器”中唯一一件能留存在中國境內展出的文物藏品。徐世昌所著《水竹邨人集》中有一首《得鼎歌》，其中寫到“儒生事業俎豆陳，文辭富贍仁義飽；今得四器列堂上，古色照人燦奎昴”，足見其對太保鼎的喜愛和尊重。

　　中新社記者：太保鼎有鼎界“顏值擔當”一說，所謂何來？

　　姚旸：太保鼎鼎身不大，長30厘米左右，寬也只有20多厘米，但它四足修長，整個器型重心比較高。

　　比喻成人，它就是典型的“窈窕淑鼎”大長腿，很容易和現代人的審美產生共鳴，所以很多人見過它都會覺得驚艷。

　　它的紋飾也很特別。它口上鑄雙立耳，耳上浮雕雙獸，耳上的靈獸形象在商代的鼎中也是沒有的。商代的鼎耳很簡單，大多是簡易花紋。從西周開始，鼎的紋飾開始發生變化，很多抽象的東西被具象出來，出現了各種靈獸形象。

　　另一方面，太保鼎的腹部四面飾有蕉葉紋與饕餮紋，四角飾扉棱。同時期的鼎，如成王鼎，用的是乳釘紋，就相對中規中矩。太保鼎的紋飾能看出，是經過進一步藝術加工和夸張的。

　　而最為顯著的是它柱足上裝飾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裝飾的圓盤，這在商周青銅器中都極為罕見。

　　中新社記者：太保鼎上的銘文雖只有三字，但卻有“一字千金”之稱，為什么？

　　姚旸：中國大約在4000多年前出現青銅器，進入青銅時代后，中國的青銅器制造發展迅猛。和西方相比，中國青銅器最大的特點是被納入了禮制范疇。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明祭祀禮制和保家衛國在當時同等重要。

　　太保鼎的鑄造年代為西周早期，鼎腹內壁鑄有“大保鑄”三字。“大保”即“太保”是官職名，負責監護與輔弼國君。《尚書·君奭》中記載：“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史記·燕召公世家》又有“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之說。所以，考證可知，太保鼎為西周成王重臣召公奭所鑄造。

　　鼎為禮器，太保鼎的出土也反映了中國青銅器是歷史文化影響的重要縮影。之所以說鼎身上的三字銘文“一字千金”，首先，它明確了器物和太保召公之間的關系，是召公家族的收藏品。

　　如果和“梁山七器”中其他幾件青銅器做橫向觀察，可以從文獻中發現，包括太保簋等5件器物都是由召公家族傳承收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可以帶領人們去認識早期西周的政治文化，認識召公的政治地位和他的歷史作用。

　　其次，銘文中“大保鑄”三個字，“大”就是“太”，現在叫通假字。最有時代特點的是“鑄”這個字，因為“鑄”字銘文中很少出現，早年間銘文研究學者陳夢家先生一開始還認為鼎內的金文是“鬲”。

　　后經專家學者們研究確認，“鑄”字上半部分為金文“鬲”字，但它是商晚期到西周早期的寫法，到西周中期“鬲”的寫法已經變樣，這個細節不僅反映出中國文字的衍化，也透露了太保鼎的產生時代。

　　中新社記者：太保鼎上的銘文如此珍貴，是否也反映了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

　　姚旸：從西周開始，青銅器上的銘文有了重大轉變。商朝人迷信鬼神，所以遇事會去占卜燒甲骨、看卜辭，不會以文記事。周朝在觀念上有了很大轉變，周人更看重以人為本，不僅是關注人民的冷暖生活，更重要的是統治者從信鬼神轉變為關注蒼生的活動，關注現實的生活。所以周人習慣把發生的重要事件，如祭祀、戰爭、自然天文等方面的情況記錄下來。

　　青銅器就成為記錄這類事件的載體，所以西周之后的青銅器上會發現刻有越來越多的銘文，這也是商周青銅器之間的重要不同。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對于太保鼎的保護，博物館做過哪些工作？

　　姚旸：隨著博物館各方面實力的增強，對太保鼎的保護也越來越規范。我們定制了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文物柜，柜中的小環境恒溫恒濕，以確保太保鼎在最適宜的溫室環境中進行保護和展示。

　　以科技力量加強文物保護是近年來博物館的工作重點。通過科學監測，可以做到24小時不間斷對可能存在的病害情況進行實時追蹤，及時發現氧化危險。對任何可能危害文物安全的萌芽，都能做到采取科技手段進行干預，將病害風險降到最低。(完)

　　受訪者簡介：

　　姚旸，畢業于南京大學，先后獲法學學士，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并為該校文學院中國古典文學博士后。歷任李叔同(故居)紀念館館長、天津博物館副館長，天津市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黨支部書記、主任，現任天津博物館館長、黨委副書記。長期從事藝術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于國內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主持、參與省部級以上學術課題多項。先后入選天津市“131”創新型人才培養工程第一層次及天津市“‘五個一批’人才培養計劃”。2020年，獲評文化和旅游部優秀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