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9日電 題：中華文化能為當代世界貢獻什么？

　　——專訪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

　　中新社記者 應妮

　　改革開放在文化思想領域給中國人帶來深刻而顯著的影響。耳邊聽的，眼前看的，手中玩的，腳下舞的……文化產品供給從貧乏單一走向豐富多元，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和走向復興，成為時代的強音。

　　今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如何看待改革開放給思想文化領域帶來的影響？中華文化能為當代世界貢獻什么？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此闡述他的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改革開放45周年的歷史時刻回望，您如何看待這一重大政策給思想文化領域帶來的影響？

　　王石：中華傳統文化千年一以貫之的精神基因，始終深存在中國人的家常日用，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倫理之中。改革開放以來文化上的重大變化，我想莫過于思想觀念之變。而其標志，我認為就是“中華文化”這個稱謂與觀念的提出、確立以及不斷深化。

　　改革開放之前的文化稱謂或“提法”，基本以階級、革命階段、社會制度來劃分。比如無產階級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還有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等。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傳統文化、民族文化開始復蘇發展，越來越具有正面啟示意義。

　　改革開放初期有過不少提法：“華夏文化”“炎黃文化”“民族文化”“傳統文化”……這些稱謂各有所指，各有偏重。“中華文化”便成為一個古今兼容、內外兼通的文化表達。中華文化是民族的，但這個民族不限于歷史上的華夏、炎黃，也不限于當今的漢族，甚至也不限于56個民族，她還涵蓋全球6000多萬華僑華人。這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多元一體的族群，也是一個通常以“海內外”加以形容的跨境型文化空間。她是全世界中華兒女的精神家園和民族認同。

　　需要強調的是，文化稱謂還有一層重要意義，即標志著一個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和自覺。“中華民族”這一自稱，到20世紀初才出現，這應該歸功于梁啟超先生。這個稱呼的大普及則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田漢先生寫在《義勇軍進行曲》里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費孝通先生指出，自稱，標志著一個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知道了“我們是誰”。同樣，“中華文化”也是一種文化的自稱，標志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文化的自我意識。

　　中新社記者：您所在的中華文化促進會長期致力于中外人文交流，能否談談您所經歷的中華文化走向復興過程中，印象最深的幾個時刻？

　　王石：“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系列活動”是中華文化促進會創立后推出的第一個文化活動，其主旨是回顧和評選20世紀海內外華人的音樂代表作。除了音樂之外，這個活動的意義就在于鮮明地呈現了廣闊的文化空間。

　　活動的藝術委員會成員，既有大陸音樂家，也有港臺和海外音樂家，入選作品也是如此。比如臺灣作曲家江文也的管弦樂作品《臺灣舞曲》、張昊的管弦樂作品《大理石花》、許常惠的音樂作品《葬花吟》、馬水龍的《梆笛協奏曲》，香港作曲家林樂培的民族管弦樂作品《秋決》、陳永華的管弦樂作品《飛渡》，美國華裔作曲家周文中的管弦樂作品《花落知多少》、周龍的協奏曲作品《霸王卸甲》，旅法華人作曲家陳其鋼的協奏曲作品《逝去的時光》、許舒亞的《夕陽、水晶》等。

　　我至今記得，1995年“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綜合音樂會赴臺灣演出，不僅音樂廳內座無虛席，音樂廳外的廣場上也坐滿了聽眾。演出結束后，藝術家們應聽眾要求又在廣場上加演30分鐘。次日，臺灣報紙的報道都對演出給予非常積極的評價。

　　再如，2004(甲申)年，由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5人發起，中華文化促進會邀集海內外66位華人著名科學家、教育家、人文學者和藝術家，在北京舉行了“2004文化高峰論壇”。與會專家以“全球化與中華文化”為主題，用三天的時間暢所欲言，開放交流，凝聚成了一篇《甲申文化宣言》。季羨林先生認為，這是五四運動80多年后中國知識界再次向世界表達自己的文化主張。

　　三年后的2007年，“中華文化”一詞被寫入中共十七大報告，并以專門章節提出“弘揚中華文化”。此后“中華文化”一直是報刊網絡上的熱詞。

　　我還有一個很深刻的記憶，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月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這一論述在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同時，也解釋了中華文化。

　　常常有人問我：中華文化是否就是傳統文化？我也一再告訴他們，中華文化包含傳統文化，但又不只是傳統文化。傳統而外，中華文化還有與時俱進的現實品格。她一以貫之，又因時而變，繼往開來。繼往圣之絕學，也不斷開拓出新氣象。人們只要稍加留意就能看出，即使那些一向被稱為國粹的種種文化形態，如京劇、國畫、國樂等，今日之日，也已不同往昔，不再是舊時模樣。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華文化能為當代世界貢獻什么？

　　王石：2015年6月，中華文化促進會與臺灣太平洋文化基金會在長沙主辦“2015兩岸人文對話”。對話的主題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這個題目是我擬定的，出自錢穆先生的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是根據其1990年最后一次談話整理的。這是一篇短文，但涉及的問題很重大，是先生在生命最后階段提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他認為，“天人合一”應是中國最重要的哲學思想，也是將來可能貢獻給人類的重要思想。

　　那次討論，我對老先生所用“可有的貢獻”中的“可有”二字感慨頗深。“可有”意謂可以有、可能有，而非必定有——語氣謙和，留有余地，而不乏自信，不乏力量！那次對話不僅有臺灣的學者，還有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兩岸人文對話”迄今已在北京、臺北、杭州、宜蘭、長沙、香港、桂林、梅州等地舉行了11次。最近一次是2022年于北京和臺北之間舉行的視頻連線。每次討論中華文化，見到臺灣學界朋友，大家都說不出的高興。

　　2018年12月，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時任所長劉夢溪先生，曾邀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作過一次演講，并且給我出了一個題目：“人類在21世紀能否走向和解？”

　　走向和解不僅是全人類的共同愿望，也應該是大趨勢。那么，中國人、中華文化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思想呢？

　　那一次，我講到孔子的“和而不同”，講到阮修的“將無同”，講到張載的“仇必和而解”，講到王國維先生的“學無西東”，講到錢鐘書先生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也講到費孝通先生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想說的是，中華文化中的異同之辯、和同之別、大同之想，包含著走向和解、走向命運共同體的豐富思想資源。而且這個思想從古到今是一貫的，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文化精神。

　　什么是和解？捐棄前嫌、化敵為友、顧全大局、握手言和，以及相逢一笑泯恩仇，固然都是和解，而所有指向和解的不懈努力，所有的妥協與讓步，所有的寬容與諒解，所有的耐心與等待，甚至在暫時沒有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保持現狀，擱置紛爭，管控風險，降低沖突，也同樣是走向和解的良策。

　　我堅定地認為中華文化能夠也應該成為人類走向和解的明燈。(完)

　　受訪者簡介：

　　王石，1948年生，祖籍山西襄垣，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文化學者、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副會長，中央文史研究館特約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曾任教于解放軍藝術學院、北京大學，講授藝術概論，著有劇作和文化評論多種。1992年起致力于中華文化促進會的創立與發展，先后擔任該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常務副主席；創立海內外區域組織、行業協作體和各門類專業委員會150余個；策劃并領導實施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系列活動、《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出版工程、中華文化論壇、中華文化年度人物評頒活動、中美音樂論壇、亞洲文化合作會議、兩岸人文對話、萬里茶道中蒙俄城市合作峰會等多項重大文化項目，以及創辦中央數字書畫頻道、音像世界頻道及世界遺產地理雜志，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政府組織(NGO)發展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