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點，我們可能對相關官員技術性的措施理解，比如說像辭職、免職，這個職到底是什么職，或者說調整，建議免職或免職，這種調整，正常的平時也可以調，調的職是職務還是他的整個崗位，或者跟他的福利有關系，跟公務員的身份有關系。所以這些技術性的標準不是很清楚，使得我們老百姓認為，免職了就好像是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公職，失去了干部身份，失去了公務員身份，但實際上這個免職很可能是在所有的處分里面是最輕的，連《公務員法》里面都沒有提到的，公眾的理解和實際執行的理解差距很大，可能也是目前導致相互之間，官員做的事情和老百姓往往不能接受。我們感覺問責的時候好像是免職了，免職了，問責風暴雷厲風行，但是過段時間復出了，感覺是又雨過天晴了，所以大家又非常不滿意，這個不滿意，官方的反應，地方政府的一些反應，又讓人琢磨不透，一會說他實際上沒有正式任命，只是在幫忙等等，這更不能讓人信服了。

　　主持人：

　　好，謝謝毛教授，剛才毛教授說到一個對比，就是說在國外的某些官員，一旦被引咎辭職，或者被免職之后，可能政治生命就完結了，為什么我們和他們有這么大不一樣的地方？

　　王錫鋅：

　　可能是官員在產生的機制上，首先產生的機制上有一些差異。當然官員的引咎辭職，或者說被免職，也要看它產生的適用。

　　有的時候，比如說我們看到引咎辭職，可能是基于道義上的，某種道義上的責任，本身我并不負有直接的責任，這種道義上或政治上的責任，應該說官員我們形象講，東山再起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制度應當給他這樣的機會。

　　但是有的官員可能是因為，比如說是因為品行，或者是因為重大的一種失誤，或者是瀆職而導致了這種問責，那么這個時候，應該說對這樣的官員，可能要有更多的，即使他有可能復出，我們也要有更多的，我們這里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

　　主持人：

　　說到理由，王教授，您覺得是引咎辭職這個標準不清晰占的分量更重？還是說各級各地政府對引咎辭職的執行不利占的更重，從現狀來說？

　　王錫鋅：

　　這兩個問題可能都同時存在。首先我們來看引咎辭職，現在各個地方都有各種各樣的規定，從中央的規定來看，我們前面已經分析了，就是在標準上，塑料有了一些杠杠，但是這些杠杠太原則化了。

　　主持人：

　　彈性太大。

　　王錫鋅：

　　所以我們現在叫官員問責制是一個柔性的，或者叫彈性問責，而剛性問責相對來說現在比較缺乏，之所以剛性問責這個機制沒有建立起來，我看最主要的還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我們現在問責制度主要是在系統內部封閉進行的，民眾基于這種外來的這種監督參與，相對來說現在起的作用還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