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 谷葦

　　又是一個春天開始了，踏著霏霏細雨，來到巴金的家里。他剛從北京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會回來，照舊“閉門謝客”，繼續他的寫作生活。

　　也許是江南的春寒，最難將息。這位78歲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點“感冒”。但看他從樓上工作室下來，腳步還是輕快的。

　　在他的客廳坐定，先談到了最近在北京參加作家協會理事會的感想。他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前景，顯然是樂觀的。他說：現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們在埋頭苦干，有思想，有志氣。他又重復他說過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話：“一個作家，總還是要看他的創作。”

　　“我自然還要寫作，只是做得慢些。”談到新一年的愿望時，巴金說：“那幾項工作，總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幾項工作”，確實都在進行著，不過有的項目進行得快一些，有的項目則進行得慢些。

　　為香港《大公報》所寫的《隨想錄》，已出版了兩集。巴金原想在80歲以前，以5年的時間寫完五集。現在正在寫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說：“不管這些文章發表與否，我總把它寫出來，我是為祖國和人民寫作，我寫的是我心里想說的話。有些文章也許馬上不一定發表，但將來還是會發表的。”

　　讀者們當然也很關心他的小說創作進度，巴金正在寫著一部長篇小說《一雙美麗的眼睛》。不過作家沒有透露他的具體進度，問到“大概寫了幾萬字了？”巴金微笑著回答：“這很難統計，反正在寫。一定要把它寫完的。”

　　“《創作回憶錄》早已寫完了。原來打算寫10篇，結果寫了11篇，都在香港《文匯報》上發表過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聯書店已把它印成了單行本。”說著巴金自己走上樓去，拿了一本新書下來，簽上名，送給我。這確是一本好書，不論是書的內容，還是書的印刷、裝幀和設計。正像有的評介文章所說的那樣，這本書“除了是一份記錄巴金創作道路的珍貴資料外，還是一首充滿了真情的長篇散文詩。”讀過這些文章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接著自然就談到了作家正在譯述的赫爾岑的回憶錄，那部有名的《往事與隨想》。第一本已于前兩年出版，現在巴金正在繼續其余四本的譯述工作。對于這樣一部卷帙浩繁，長達150萬字的巨著的譯作是否能夠如期完成，確是有不少朋友為之擔心。但是，重要的是譯述者本人的態度——巴金始終是充滿信心的。“因為種種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計劃……”所謂“種種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應邀去外國訪問的任務——比如近幾年來他已先后到法國、日本、瑞典、瑞士等國家訪問過。這還不包括另外一些熱情邀他去作友好訪問、講學、小住創作的國家。比如美國的“國際寫作計劃”中心的主持者聶華苓女士和詩人安格爾，在來華訪問時，都曾熱情提出邀請。但由于實在安排不出時間來，巴金都只好謝絕。此外，當然還有一些“非開不可”的會議。

　　當然，“開會”與寫作是“兩者不可兼得”的。有時為了開會，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時，還不得不應付一些報紙、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約稿”。盡管多數編輯是同情、體諒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約”、“一謝”的過程里，總又得占掉一點時間。

　　談到這幾年國內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顯然不愿意多談什么，因為這在報紙上是經常有及時的報道的。巴金只說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決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選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來了。這部選集是巴金自己選編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嗎？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歡這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為了這部被張春橋、姚文元之類稱作“十四卷邪書”的文集，巴金在已過去的“十年長夜”里吃夠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對讀者來說，恐怕倒還是這部選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來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許對一些專門做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過總可以借來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對于出書，巴金總是首先為讀者的需要著想。

　　早在幾年之前，巴金就倡議要建立一個“中國現代文學館”。不論是在法國，或是在日本，看到別的國家所建立的文學資料館，巴金總想到自己的祖國的文學歷史資料是多么的豐富和寶貴，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個專門的資料館來從事文學史料的搜集、整理，并為文學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現在他的倡議，終于在逐漸有可能變成事實。國家的文化部門和許多作家，都熱情地支持、擁護巴金的倡議。周而復把這個倡議，稱作“一個迫切的倡議”，并且寫了一封充滿感情和提有具體建議的長信給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決定把他的長篇小說《夕陽》(后改名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給未來的資料室，以表示他對巴金這個倡議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準備一俟“中國現代文學館”有了房子，就立即將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個人所藏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包括許多珍貴的、著名作家親手題贈“初版本”書籍)，以及他與國內外文學家往來的書信等等，都捐獻給文學館。除此而外，他還帶頭捐獻了一筆為數不小的錢，為文學館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現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牌子已請葉圣陶先生寫好了，正在物色合適的房子。

　　談話的時間不算短了，應該讓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別時，巴金坦率地笑著說：“四人幫”在臺上的時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終于活了下來，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總是把這些年來的時間當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這些時間用來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做點事情，當然，首先就是寫作。其次，就是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遺囑，只想在自己活著的時候，把有些事一樣一樣處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書分門別類地捐獻給國家，讓它們到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張辦文學館，盡自己的努力促其實現。還有我的稿費，也不想留給子女，他們都有自己的事業。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國家建設、文學發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順利地辦完這些事情。

　　看著眼前這位對祖國、對人民、對生活充滿熱情的作家在“戲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覺得有絲毫的好笑，倒覺得這正是作家的真誠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長壽、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