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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社會沒有告訴人們，教師究竟具體有哪些權力，人們只是大體知道，教師該負什么樣的責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導致一些教師無限放大了自己的權力，而這種權力一旦和學生之間形成互惠互利的供需關系時，我們的教育功能就會變質

　　文/紹文

　　直到現在，在中國，幾乎沒有一種職業能比教師在社會中的公信力更強。在一定程度上，教師就是道德的化身和公民的楷模。所以，當他們中間出現了一些“越軌”者時，人們的心情是很復雜的。

　　其實，說教師有越軌行為，也是不公平的。因為，截至現在，我們的社會仍沒有告訴人們，教師究竟具體有哪些權力。人們只是大體上知道，教師該負什么樣的責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導致一些教師無限放大了自己的權力，而這種權力一旦和學生之間形成互惠互利的供需關系時，我們的教育功能就會變質。

　　但是，如果將教育的腐敗都歸罪于教師，也顯然是有失公允。因為，教師只是教育這一行為的實施者。其實，說到底，教師也是普通人，我們大可不必希望他們和圣人一樣。而教師所從事的職業，和別的職業沒有什么不同，教師只要按照職業規則和遵守職業道德，就不會“越軌”。

　　現在的問題是，教師的職業規則還太抽象，可伸縮的空間太大，從而在客觀上加大了教師行為的隨意性。

　　要明確教師的權力，首先要弄清楚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有法學人士分析說，放在法制的背景下看，當一個公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他最后可尋求的保護途徑應為司法救濟途徑。而依據我國當前法律的規定，學生與學校既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單純的行政隸屬管理關系，所以學生既不能提起民事訴訟，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學生對教師的處罰決定不服只能向教育部門申訴，可見現行法律對于學生的保護力度是不夠的。

　　相對于學生，從一開始，教師就注定了其強勢地位。加之自身權力的模糊性，致使有的教師明知道自己不對，但因為沒有規則來有效地約束他，所以肆無忌憚。

　　事實上，目前國內關于教師的權利及權力的相關研究極為匱乏。據了解，國內還沒有對這方面的整體的、系統化的研究成果面世，只有零星的針對個別問題的論文。

　　有專家指出，與在校生人數不斷增加的現狀極不相稱的是，我國法律對于在校生這一社會特殊群體的關注遠遠不夠，其中又以高校與在校生的法律關系問題更為人所忽視。

　　然而近年來出現的一樁樁師生糾紛，不斷地告誡人們：用法律來規范兩者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由于相關法律的缺乏，目前，當老師越軌，我們的社會往往除了在道義上的評價外，似乎還沒有什么可行的辦法來追究他的責任。

　　有人認為，其實我們關于教育的法律已經相當完備了。而蘇州大學法學院的法學研究者蘇治和王瓊雯則指出，以往我國的法律制度在調整高校(教師)與學生法律關系時，側重于對學生的規定，無形中忽視了對高校(教師)行為的法律調控。雖然，學校由于教育機構的特殊性質，有其自身的運作規律，但是必須將學校的行為納入法治的軌道，學校與學生之間所存在的關系，都應該是法律所規范的權利義務關系，其規范或許有程度的區別，但并不意味著教師可以憑借一種“法外之權”對學生隨心所欲發號施令。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國內已有針對師生糾紛的立法嘗試。比如，青島市教育部門于2002年率先出臺的《中小學生處分暫行規定》，在全市中小學推行學生處分聽證制度，使得學生處分“量刑”告別了教師單方面決定的隨意性。2003年4月，杭州市拱辰橋小學校與學生簽訂了一項《學生權利保障公約》，以教師“畫押”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