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劉景瑜：從鄭和到哥倫布，中西海洋觀因何不同？

　　中新社長春4月29日電 題：從鄭和到哥倫布，中西海洋觀因何不同？

　　——專訪北華大學副教授劉景瑜

　　中新社記者 郭佳

　　在15世紀，世界范圍內涌現出一批航海家，引領人類走向海洋，東方的鄭和與西方的哥倫布堪稱杰出代表。大航海時代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如今，各國因爭相開發、利用海洋而產生的矛盾不斷增加，海洋治理問題備受國際社會關注。近日，北華大學副教授劉景瑜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從“鄭和下西洋”講起，暢談中西方海洋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鄭和下西洋是歐洲地理大發現航行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鄭和的航海為什么能夠早于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

　　劉景瑜：鄭和下西洋發生在明朝永樂、宣德年間(1405年—1433年)，是古代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遠航，為中國的航海事業勾勒出了一幅恢弘畫卷，史載船隊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先后到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

　　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到達了非洲最南端好望角，出生在1451年的意大利熱那亞人哥倫布，1492年橫渡大西洋，開辟了美洲新航路，1519年—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波瀾壯闊的大航海運動，比中國鄭和下西洋遲了一個世紀左右，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幾個層面：

　　其一，航海活動目的不同。中國古代最大規模的遠洋航行，一方面為了建立和完善覆蓋面更為廣闊的朝貢體系，另一方面也是在和平與交流的前提下維系與沿途國家的貿易、進一步了解世界，對內穩定統治秩序的需要。西方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所組織的海外航行，更多是為了推動歐洲殖民擴張，尋找黃金與傳布基督教。

　　其二，航海的經濟條件不同。中國古代造船業與海洋文化的發展，受明朝朝廷支持，為遠洋航行提供了必備經濟條件。西方的海外殖民探險與新航路的開辟，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資本原始積累以及宗教傳布的需要而進行的，這也是中國的大規模遠洋航行早于西方的原因所在。

　　其三，航海技術的發展不同。鄭和下西洋將靜態定位和動態導航相結合。哥倫布沿用了鄭和的航海技術。此外，在鄭和的認知中，世界就是“天圓地方”，思想觀念中航海相對容易，且來自周邊國家的阻力較小。西方航海家大都認為大地是球形的，充滿挑戰和未知，且歐洲小國林立，很難組織大規模的遠洋探險與航行。

　　不過，鄭和七下西洋雖然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海上力量，但是遲至鴉片戰爭時，中國人的海洋意識已經落后。新中國成立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海洋意識才全面覺醒。

　　中新社記者：中國海岸線漫長，古人對海洋有何開發利用？同樣面對大海，為何中國與西方對海洋的態度迥然不同？

　　劉景瑜：2013年在浙江省發掘的井頭山遺址是長三角地區首個貝丘遺址，距今8300年—78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年左右。這說明中國古代居民很早就已開發和利用海洋。

　　《漢書·地理志》中勾勒出了秦漢時期的南海航線，遠行至包括馬六甲海峽、南亞與印度等地區；隋唐時期，中國人對海洋的開發與利用躍上新高度，明州(今寧波)、泉州、番禺(今廣州轄區)都是船舶進出的港口；宋朝鼓勵海上貿易，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這一時期海洋活動空前頻繁，海洋知識空前豐富。

　　綜合來看，明朝之前的中國王朝采取了積極的海洋政策，政府與民間商人紛紛利用海洋，才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

　　西方海洋觀的發展過程中，地理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前的西方國家很多土地不適宜大規模農耕，屬于短缺型經濟，所以他們更依賴海洋貿易。在此背景下演進的海洋觀，包含著貿易與對他者的征服，最終促使西方大規模海外殖民。

　　古代中國農耕文明一直占據主導地位，農耕給人們帶來了充足的食物，這讓中國人更關注休養生息，關注內政。這是中國未形成像西方那樣冒險的、擴張的海洋觀的原因。

　　中新社記者：您剛才提到“新中國成立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海洋意識才全面覺醒”，這一時期的中西方海洋觀有哪些異同？

　　劉景瑜：對財富的渴望既是人類地理大發現、開啟最早全球化的先聲，同時也確立了優勢方為海洋規則制定者的規則。由是海洋權益的排他性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的海洋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構建了新的海洋秩序，明確了沿海國家的海洋權益和責任，但因其注重利用開發輕視保護，導致海洋的可持續性受到了嚴重破壞，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各國都開始探索新的海洋秩序，包括對海洋的維護和治理、海洋生態的修復、海洋政治體系的構建，但是這種海洋觀的前提仍是以西方為主導的。

　　中國是典型的陸海相結合的國家，陸地和海洋面積都十分遼闊。新時代中國確立的海洋觀就是要積極融入全球海洋治理體系之中，同西方海洋國家共同推動海洋秩序的構建，共同治理海洋環境和開發海洋資源。

　　在以西方為主導的海洋規則與秩序體系下，我們一方面要努力與西方海洋國家全方位合作開發海洋，另一方面也要承擔起作為新時代海洋大國的責任，基于對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維護海洋文明的健康良性發展，增進國際共識，推動中國在世界范圍內海洋開發利用上的話語權，維護海洋的和平。

　　中新社記者：當代中國非常注重發展藍色伙伴關系。您認為，新時代中國海洋觀的突出特點是什么？會給世界帶來什么？

　　劉景瑜：當前，中國正在以更加主動更加開放的態度融入全球海洋開發與利用中。最明顯的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它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時代中國海洋觀的建設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踐。推動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有利于構建同歐亞國家的利益共同體，提升開發開放的空間，同時也推動全球視域下共同開發利用海洋，為人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

　　中國所倡導的海洋觀的主旨是以和平合作共同開發為主，但同時又要構建維護海洋與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同中國外交的和平發展道路相適應，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借鑒歷史經驗，即國家的強盛發展都離不開海洋。

　　綜合來看，新時代中國海洋觀的突出特點有以下幾點：

　　其一，以和平發展與共同開發作為主旨，反對單方面的海洋霸權；其二，致力于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推動海洋文化相互交融；其三，維護海洋的和平與穩定。

　　新時代中國海洋觀是進一步構建世界范圍內海洋開發范式的一個很好的選擇，可在世界范圍內海洋的全球治理、合作開發、爭端解決等方面，貢獻“中國力量”與“中國方案”。(完)

　　受訪者簡介：

　　劉景瑜，北華大學東亞中心副教授、世界史學科負責人、中國日本史學會理事，曾在北京大學、日本櫻美林大學做訪問學者，長期從事日本近現代政治、軍事史研究，對全球海洋史亦有較多關注，近年發表《“一帶一路”視野下的海洋史研究》等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