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杭州1月25日電 (汪恩民 張益聰)近日，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提到了一起利用微信等社交軟件工作牽出的“隱形加班”案件，案件中公司被判決賠償3萬元加班費，該案成為中國全域首例。正在舉行的2024年浙江兩會上，浙江省總工會界別提案建議，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

　　隨著生產資料的智能化、數字化、信息化，新的生產力關系形成了新的勞動關系，造就了一批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作為上述提案的發言代表，寧波市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成員姚金環表示，新就業形態為勞動者提供了廣闊的就業機會的同時，如何防范和化解新就業形態就業所面臨的風險挑戰，成為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重中之重。

　　浙江省總工會在調研中發現，勞動身份空白、社會保障隱憂、權益維護困難等困境，使大部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被困在算法里”且勞動強度高、時間長，再加上“非典型性”勞動關系難以辨別，以及勞動者“多平臺就業”參保成空等現狀，一旦發生問題，極易出現“工傷返貧”等一系列問題。

　　為此，浙江省總工會界別提案建議政府，一方面，進一步理順新就業形態的勞動關系，在勞動合同簽訂、勞動關系認定、勞動者各項權益界定等方面確立有法可依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新就業形態社會保障機制，通過完善社會保險制度繳費政策，以及引導和規范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商業保險等舉措，進一步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撐腰”。

　　另外，在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中，勞動者個人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先天就有權益維護困難的處境。更遑論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不參與管理規則制定、不掌握工作自證數據，直接導致現有勞動監察制度難以有效覆蓋該類勞動者，尤其是有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法律制度供給存在不足，勞動者主張勞動關系的訴求很難得到有效支持。

　　浙江是數字經濟大省，因此在著眼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本身問題的同時，更應關注勞動者個人的權益保障，讓勞動者有權利說“好”，也有權利說“不”。

　　針對上述情況，浙江省總工會界別提案建議，進一步完善權益損害防范機制。在完善相關法律體系的同時，浙江可以因地制宜完善地方性法規，并在進一步厘清誰來管、管什么、如何管的治理體系權責邊界的基礎上，統籌算法服務治理，徹底破除“算法黑箱”的信息壁壘。

　　在浙江，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的探索不應止步于雇傭關系雙方：在社會層面，以積極發揮新就業形態下勞動者行業協會作用，完善行業工時及勞動保護標準盡快落實落細；在司法層面，夯實新就業形態勞動權益爭議申訴機制，以公正司法守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最后防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