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中國股市的蜿蜒軌跡(3)

　　中國股市的制度變革任重道遠，從資本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政策調整與機制轉變

　　◎就當前的情況來說，最為迫切的是要有效實現三個方面的重大轉變：一是要從消極的股市政策向積極的股市政策轉變；二是要從危機型的股市政策向發展型的股市政策轉變；三是要從單純的“圈錢”政策向全方位的資源配置政策轉變。不完成這樣的轉變，中國股市就談不上大踏步的跨越和發展。

　　如果說，在過去的20年中，我們已經基本完成了由資本窮國向資本大國的轉變，那么，在未來的20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面臨的更加重要也更加艱巨的任務則是如何有效和有序地從資本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如果把從資本窮國發展為資本大國稱之為數量型推進的話，那么，從資本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則意味著質的飛躍與發展。這是更加繁重、更加艱難也更加偉大的任務。雖然我們已經進行了股權分置改革，但大股東忽視甚至漠視中小股東利益的問題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雖然我們進行了大量的甚至可以說是較有成效的制度創新，但中國股市的制度扭曲問題還遠沒有真正解決；雖然我們在培育機構投資者和信息披露方面做了許許多多的努力，但機構投資者還遠沒有成為市場發展的中堅力量，內幕交易仍然泛濫成災，搏傻機制仍然是市場運行的主導機制。因此，對于中國股市來說，20年也僅僅是個起點，中國股市的制度創新與發展創新仍然任重道遠。

　　中國要從資本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必須跨越的第一道坎是如何實現從行政管制向市場選擇轉變。

　　中國股市自成立以來，始終也沒有擺脫三大障礙：一是，20年來，中國股市始終也沒有擺脫行政機制對市場機制的干擾和阻礙。在過去的20年中，行政化如影隨形地困擾著中國股市，使得中國股市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機制和資源配置功能或者缺失，或者不具備發揮作用的土壤和條件。中國證監會集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實施者與政策的監管者于一身，既當運動員，又當教練員，更是裁判員，這就使中國股市的監管機制與監管體系發生了嚴重的缺位與錯位現象，制度不能有效地矯正市場走偏，市場也無法矯正這種走偏的制度，從而導致中國股市在運行中亂象叢生。中國證監會目前所從事的大部分工作，都不是證監會本身應該干的；而本應由證監會做的事情，證監會卻或者沒去做,或者雷聲大雨點小，不能對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起到有效的預防和震懾作用。一個門庭若市的證監會是管不好中國股市的，什么時候證監會門可羅雀了，中國股市的希望才可能真到來了。沒有制衡的權力很難不產生腐敗，沒有制衡的監管行為也很難避免“尋租”。如何實現監管角色的有效調整與監管方式的重大改變，這將是中國股市真正走向市場化的前提條件。

　　二是，20年來，中國股市始終也沒有擺脫“政策市”的困擾和怪圈。政府的“看得見的手”成為“閑不住的手”，就必然使“看不見的手”成為“縮回去的手”，使得中國股市的正常預期很難形成，而政府預期在很多情況下和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場預期并且成為整個市場的主導預期。這一點，在去年的股市運行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經濟遇到困境、需要做全面調整的情況下，股市的走軟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在去年，我們在實體經濟處于零下20度的情況下卻把虛擬經濟的溫度表人為地調到了零上20度，為了完成既定的保8目標，開始利用中國股市來為政策目標服務。在政府大肆縱容、機構瘋狂拉抬、媒體過度起哄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股價指數扶搖直上，一路上漲了109%。但這種脫離基本面的瘋狂上漲根本就不可能持久，接下來的回歸行情就使得市場慘遭劫難，大批入市的投資者都成為套牢族，一個規模不小的股災又一次在中國股市中出現。中國股市不從“政策市”的怪圈中走出來，其走向市場化的進程就會異常艱難，中國從資本大國走向資本強國也必定美夢難圓。

　　三是，20年來，中國股市在發展中始終籠罩著“圈錢”的陰影，聚財、用財和生財通道在中國股市中始終也沒有打通。衡量市場是否有效率，我們主要看集資規模；判斷股市對經濟的貢獻度，我們主要看籌資數量。中國股市已經成立20年了，但還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上市公司的可持續分配制度，送股與轉股成了上市公司利用市場的金融幻覺來欺騙股民并與市場操縱者進行配合的最主要手段。上市公司不能給投資者以正常與合理的回報，是中國股市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弊端，這個弊端不除，中國股市就很難與國際股市接軌，從而也就很難推動和加快中國股市的市場化與國際化進程。

　　中國要從資本大國走向資本強國，必須跨越的第二道坎是如何從銀行作為資源配置的主渠道與主機制向由資本市場配置資源轉變。

　　一個有效和有序的市場，必須具備三大條件：一是逐利成為市場靈魂；二是競爭成為主導機制；三是要素成為整合對象。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資源配置，主要靠資本市場來完成，銀行在這個過程中已經逐漸地由主角轉向了配角。但在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中，一個最重大的缺陷是銀行的作用不但沒有隨著資本市場的產生與發展而進行相應的角色調整，相反，銀行的地位與作用卻反而更加重要并大大強化了。根據中國銀監會提供的數據，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規模已經超過了90萬億元，相當于中國股市總市值的3.26倍。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現階段，由銀行作為資源配置的主渠道與主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行政手段與行政機制來配置資源。銀行的人事安排大都由政府來進行選擇，這就使銀行在運行中必須看政府的臉色行事，銀行的資金也必須先滿足政府需要然后才能考慮市場需求，即使是已經上市的銀行，管理層在面對政府與股民的不同訴求時，也往往是政府第一股民第二，甚至連股民最基本、最合理的訴求也無法滿足。更為重要的是，四大國有銀行的信貸資金首先都必須滿足國有大企業，這也就是說，中國的宏觀貨幣政策不僅是緊與松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向誰緊向誰松的問題。無論是緊還是松，國有大企業都能得到必要的甚至需要的資金，中小企業特別是服務業都既難得到銀行貸款，也難得到金融支持。這樣，國有壟斷企業就不僅壟斷了稀缺資源與上游產品的定價權，而且還在相當大程度上壟斷了國家金融，使得銀行作為資源配置的主渠道與主機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起著鞏固國有壟斷地位與阻礙市場競爭的作用，這就使得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很難產生應有的效率，產能過剩、結構扭曲、新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產業群難以形成就是這種資源配置方式與機制的最主要后果，去年的四萬億元救市投資不過是這種政策與后果的又一個鮮活例證而已。。中國經濟的資源配置機制不進行根本的轉變，資本市場不從資源配置的配角走上主導地位，中國經濟的困境就將周而復始地循環，政府也就會陷入一輪又一輪的不斷調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