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王小魯：理解“共同富裕”要避免哪些“誤區”？

　　中新社北京4月18日電 題：王小魯：理解“共同富裕”要避免哪些“誤區”？

　　中新社記者 夏賓

　　2021年，中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由此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但如何準確理解“共同富裕”卻也出現了一些認知偏差。

　　共同富裕要回到“大鍋飯”時代？共同富裕要“劫富濟貧”？海外更有聲音將其與平臺企業監管、反壟斷舉措相掛鉤，稱“共同富裕”會影響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利益。當下，亟需為“共同富裕”正名。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稱，“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須是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條件下，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讓所有人都能從經濟發展中獲益。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理解“共同富裕”？有哪些誤區需要糾偏正名？

　　王小魯：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有些人把共同富裕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認為共同富裕是“均貧富”，那是錯誤的。

　　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困，不是回到吃“大鍋飯”的時代，應該是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怎么能做大蛋糕？經濟發展要有效率，而市場經濟才能提高效率。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實行計劃經濟，全國統一分配，每個人貢獻多或少得到的回報差不多，沒有積極性，經濟生產也沒有效率。

　　今天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須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再去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讓所有人都能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好處。

　　要承認收入差距的存在，每個人貢獻不同，打工得到工資，投資有資本回報，發明創造也能得到相應的收入，收入差距也因此自然產生，這是按照市場條件的初次分配，根據付出貢獻所得。

　　“共同”不是“平均”，不是每個人都一樣。我們要保護弱勢群體、困難民眾，即使他們貢獻相對少一些，或者沒有貢獻，像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病人、殘疾人及失業者，也都應當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而且隨著經濟發展他們的生活也應得到改善。這需要靠制度和治理來實現，包括收入轉移支付、再分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當人們都能被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生活都有基本保障，都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務，使每個人都能從發展中得益，收入差距也保持在合理范圍內，不能無限擴大，我認為這就是“共同富裕”。

　　中新社記者：中國當下需要哪些制度來促進實現“共同富裕”？

　　王小魯：現在已經建立起了一套社會保障體系，但這個體系覆蓋不全，城鎮里有2億多農民工，他們早已經不是農民，長期在城市里生活工作，從事非農產業，這些人也應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不能因為戶籍的限制，導致他們游離在保障體系之外。

　　2020年疫情嚴重時，很多人丟了工作，但實際領到失業保險金的人是少數，是有城鎮戶籍的，那些沒有城鎮戶籍的農民工，即便他們中一部分人已經加入了失業保險，但由于領取失業保險金有許多繁雜的制度規定，多數人還是很難領到保險金。只是在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放寬政策后，一部分人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濟。

　　同樣在城市工作，同樣作出貢獻，但制度只給一些人提供福利，另一些人卻沒有覆蓋，這就是制度的缺陷，要進一步改善。比如，在城市工作了三年或五年，應該可以自然被接納為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如果能做到這些，那離共同富裕就更進一步。還有公共服務的城鄉差異、區域差異也要努力去逐步縮小。保障性住房的供給也要大大加強，讓所有人有房可住。

　　中新社記者：“共同富裕”對中國的富人群體、大型企業來說意味著什么？

　　王小魯：對他們來說，這不應該意味著有什么根本性改變。通過市場獲得收入報酬，只要是合法致富就是應得的。

　　如果企業家有愛心，特別關注低收入群體、弱勢群體，愿意去幫助他們，這非常值得鼓勵和提倡，但并不是意味著要承擔某種義務，不能因為某種政治壓力、社會壓力去做慈善。企業家把企業做好做大就是對社會的貢獻，提供大量就業，交了很多稅，創造GDP。“共同富裕”并不意味著要改變市場分配原則，而且通過市場途徑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須得到法律保護。

　　但我們的稅收制度還要完善，可能有些人的利益會受到某些影響，但這些影響是“有加有減”的，不應當是單純加稅。大方向應是相對于收入而言，稅負重的應減稅，收入高但稅負輕的可能要加一點，使大家的稅負更均衡，與收入更加匹配。收入多繳稅多，但不是給收入高的人一個懲罰性的稅率。

　　中新社記者：比起西方高福利制度，中國該如何去實現“共同富裕”？

　　王小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中國基尼系數是0.468，一些研究機構的計算結果更高。在發達國家中，除了美國的收入差距較大，基尼系數大致在0.40左右，多數西歐、北歐國家都要更低，西歐國家大致在0.30至0.36之間，北歐國家和日本大致在0.25至0.30之間。

　　當然，各國國情有差異，制度應結合本土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優化，學習國外經驗也要“中國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目標是要通過更加合理完善的分配制度，把“共同富裕”做得更好。

　　不能說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要搞平均分配，要回到計劃經濟，由政府來代替市場，由政府來進行分配。因為過去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條路走不通。想“走老路”，蛋糕就不可能做大，“共同富裕”就會變成“共同貧困”。我們需要在保證效率的基礎上，在不改變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把分配制度做得更完善一些，讓大家都能享受到比較好的福利待遇。

　　中新社記者：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是不是也有各自版本的“共同富裕”？

　　王小魯：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各有特點，但也有共同的東西，作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結晶，這不分國界，可以共享，對此不應當排斥。總體上講，市場經濟、收入再分配制度、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如此。整個所謂的西方世界或發達國家都是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并不只屬于西方世界，而且他們今天的市場經濟和19世紀有了很大變化。

　　19世紀的西方各國，大體上是完全放任的市場。20世紀，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套收入再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體系。這個變化也是在社會各階層之間互相對話、博弈、斗爭下產生的。

　　像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羅斯福實行新政，政府拿錢來救濟失業者，先是一種臨時措施，后來走上了常態化軌道，逐漸完善中建立了失業保險制度和其他社會保障制度。

　　今天的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演變成一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共生的混合經濟，但這個社會主義是指全民共享發展成果，并不是政府決定一切的計劃經濟，也不是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

　　中新社記者：西方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實行多年，我們在借鑒過程中怎么避免走彎路？

　　王小魯：我認為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是福利制度的全民性，要全民共享，不能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這一點，一些發達國家做得更好，我們需要改進。

　　第二要避免過高福利影響發展。比如前些年，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的高福利制度成為導致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支撐不了那么高的福利，只能是“寅吃卯糧”，通過借錢來維持高福利制度，最后就會變成債務危機。

　　我們需要有一套公共福利制度，但要適應發展水平，不能讓經濟、社會負擔過重。同時要注意，政府投資規模也不能超越經濟條件的許可，過度投資也會形成越背越重的債務包袱，導致債務危機。

　　公共支出的錢應該都花在刀刃上，一方面應該先做到雪中送炭，解決民眾最迫切的問題，再去考慮錦上添花，另一方面，錢要用得合理有效，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防止政府和經手機構亂花錢，防止公共資源的浪費、流失、貪污腐敗，通過完善制度，同樣數額的資金可以帶來更好的福利保障。(完)

　　受訪者簡介：

　　王小魯，經濟學博士，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自1978年開始長期從事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城鄉發展等。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逾百篇，學術著作和研究報告20部。曾獲首屆、第十一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首屆中國軟科學獎，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杰出博士論文獎等，數次被全國性期刊評為對中國經濟和公共事務有重要影響的年度人物。出版著作有《改革之路——我們的四十年》、《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