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17日電 題：從手鏟到衛星，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學變遷？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一把洛陽鏟，直徑幾厘米到十幾厘米，一次能插進數米深的地下。一顆遙感衛星，飛行在200公里到3.6萬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個地球。現在，這兩者都被用在考古中。

　　現代考古進入中國已有百年，考古技術與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依靠洛陽鏟和手鏟挖出地下寶藏，符合人們對考古的傳統印象，卻遠非當代考古的全部。如今，考古人員往往在實地勘探之前，就已利用衛星、無人機等，確定了落鏟地點。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遺址，2019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良渚文化活躍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間，被認為是東亞最早的國家形態，實證了五千年中華文明。良渚考古的幾次重大發現頗具戲劇性，良渚工地上的技術迭代，也反映了考古學的變遷。

　　塘底打撈良渚文化

　　良渚博物院里，陳列著一本斑駁的考古報告，封面淺黃，隱現點點暗沉的污跡，上方兩個大字：良渚，其下署名：施昕更著。這本考古報告于1938年在抗日戰火中出版，是良渚遺址的第一次面世記錄。

　　良渚遺址第一代發掘人幾乎只有施昕更一人。他初次發現良渚遺址時只有25歲。1936年，他在西湖博物館作地質礦產助理員，參與了博物館組織的對杭州古蕩遺址的發掘。有幾件帶孔的石斧讓他似曾相識，老家良渚鎮上似乎也曾出現過。

　　受到啟發的施昕更回到老家，獨自展開調查。他記錄下了那個至關重要的時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點，路經一個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偶然發現一兩片黑色有光陶片”。

　　當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館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三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當時正是抗戰爆發前夕，發掘工作草草結束，僅模糊地標了12個遺址點，如“棋盤墳”“茅庵前”“茍山前后”等。

　　1937年8月14日，杭州遭遇空襲。三個月后日軍在杭州灣北岸登陸。當年年底，杭州淪陷，各類機構被迫遷移，西湖博物館館長將施昕更推薦到瑞安縣，在抗日自衛隊擔任秘書。施昕更一心要將故鄉的發現公之于世，他仿照山東城子崖考古報告，有樣學樣寫出了《良渚》。“謹以此書紀念我的故鄉”，他在卷首語寫下這句題辭。

　　施昕更根據有限的最新考古學動態發現，良渚的黑色陶器，與前幾年龍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

　　當時，中國考古起步只有十幾年，能夠直接檢測年代的革命性技術“碳十四”，還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國。判斷文物的年齡，只能用地層學和器物類型學兩種傳統方式，也就是通過埋藏的地層深淺和器物的特征，將新出土的器物與已發現的文物對比，判斷誰早誰晚，大致定位年代。

　　1939年，28歲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紅熱并發腹膜炎去世。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他發掘的遺址到底意味著什么。

　　后來，夏鼐為“良渚文化”命名，使其以長江下游一種獨立文化的身份寫入文明史。蘇秉琦創造性地將中華大地分為六大區系，提出區系各自獨立起源發展的理論，因為良渚文化的存在，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成為六大區系之一。

　　竹簽剝出驚世“王陵”

　　良渚遺址冒了個頭就沉寂了。1963年春，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來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蘇家村，進行小規模發掘，只發現了陶片和半個玉琮。之后，發掘再次停滯。

　　改革開放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復，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由于施昕更那本《良渚》報告，該所將良渚遺址作為工作重點之一。1981年，良渚考古重啟，主持者是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的王明達。

　　1986年5月31日下午，在良渚遺址一座名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員陳越南從探方里清出一個土塊，粘著小玉粒和漆皮。他小心地捧到領隊王明達面前，王明達彎腰只看了一眼，立刻從1.6米高的隔梁跳進坑里，蹲在挖出土塊的地方，觀察了足足一刻鐘。

　　王明達按捺住激動，不敢用手鏟，從裝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小心地剔去一小塊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再也不敢下手。天色暗了下來，他們悄悄用尼龍薄膜蓋好，覆上泥土。這時雨點開始落下，他們把整個墓穴都蓋好，冒著大雨跑回住地。這一晚，他們興奮地喝了一頓酒，睡前不放心，還冒雨巡視了一圈。

　　其后，反山高等級墓葬一步步從五千年的土層中剝離出來。當時技術非常原始，整個考古現場幾乎不見現代設備。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驚人，幾乎滿滿鋪在墓底，沒有下腳的地方。考古人員獨創“土法”，把兩根大毛竹架在坑口，懸四根繩索下去，繩索下端也系著兩根毛竹，毛竹上搭著木板，就像鐵索橋一樣，人蹲或趴在木板上，往下探著清理。這次發掘，對玉器在墓內的原來位置、配伍關系、組合情況等有了全新認識，良渚玉器因此從單件研究擴展到組裝件、穿綴珠、鑲嵌件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義。

　　放眼全國，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開花結果的時期。遼寧的牛河梁遺址、安徽馬鞍山凌家灘遺址、四川的三星堆遺址，這些發現與良渚遺址的進展一起，推動了對五千年文明史的熱烈討論。

　　反山墓發掘前一年，劉斌從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分配到浙江，他將成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領軍人物。

　　“從反山開始，良渚考古‘開了掛’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寧遠說。此后30多年，良渚帶給人們更多驚喜：1987年，瑤山祭壇及貴族墓地被發現；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宮殿出土；2006年至2007年，古城城墻被發現，與良渚遺址首次發現、反山墓發掘并列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

　　衛星圖開“天眼”

　　2007年，東西約1700米、南北約1900米的良渚古城墻被全部找到，圍合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良渚古城整體面貌被揭開。

　　劉斌發揮想象：按照中國傳統外郭內城的構造，良渚會不會也有外郭？外郭比內城更宏大，依靠洛陽鏟去探，難度太大。

　　作為嘗試，考古所首次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制作了遺址區域的數字高程模型(DEM)，有了驚人的發現：挖了這么多年的莫角山宮殿遺址，以及大小莫角山、烏龜山三個高臺，在模型中清晰可見。再看向城外，古城東南部外側浮現一個長方形的結構體，北、東、南三面都有，環繞著城墻。接著迅速開展了墻體上的考古工作，古城外郭找到了。

　　所謂“數字高程模型”，通俗地說，就是把地圖上相同高度的物體涂上相同顏色。這樣，即使一道城墻斷裂成分散的小段，因為基本高度一致，在圖上就顯示為相同顏色，所以就能清晰看出城墻脈絡。

　　高科技探究古城興衰

　　在良渚遺址考古與保護中心的地質考古實驗室，藏品柜里存放著從附近山上采集的幾乎所有石材樣品。2007年古城城墻發現后，考古人員采集了這些樣品，希望搞清楚當時人們從哪里采石，花多長時間，是怎么運輸的。

　　“80后”的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姬翔是地質考古專家，讀碩士研究生時就參與了良渚遺址的地質考古項目。

　　“這是為了研究良渚古城的生活生產方式和社會面貌，能大致了解到當時各地區的交流。”姬翔這樣解釋石頭樣本的用途。他們研究出的結論是，根據城墻墊石質地和形態對墊石進行分壟計算，當時城墻墊石是用竹筏運輸的，并根據河道和采石點位置，還原了可能的運輸路徑。

　　“以前只能用肉眼看，大概判斷像是從哪里來的，現在在紅外、熒光檢測設備之下，能夠分析石、玉、土的化學元素和礦物結構，精細地比對。”姬翔說，目前發現的最遠的巖礦，距離古城約100公里之外。

　　良渚遺址考古與保護中心設立了多個科技實驗室，還與國內很多高校合作，復原了距今7000年、5500年、4200年、3800年等關鍵時點的較高精度的水文、地貌、氣候環境。

　　這些研究為良渚古城的興衰提供了線索：距今約4200年，杭州余杭盆地遭遇了持續性的大洪水，良渚古城從此銷聲匿跡，直到2000年后的戰國時期，才重新有人類來此生活。

　　“現在技術手段更多，老先生以前把框架搭起來了，我們現在是往框架里面填充細節。”姬翔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