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杜建錄：宋遼夏金何以都被稱為“桃花石”？

　　中新社銀川4月29日電 題：宋遼夏金何以都被稱為“桃花石”？

　　——專訪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院長杜建錄

　　中新社記者 李佩珊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宋遼夏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進入農耕區和農牧交錯地帶的契丹、黨項、女真和漢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院長杜建錄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這一時期，無論漢族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都自認為是“中國”，這種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的認同，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不竭源泉。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宋遼夏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這一時期的民族融合有哪些特點？

　　杜建錄：宋遼夏金時期的民族大融合，和漢唐時期比較，既有相同，又有不同。最突出的特點是北方少數民族相繼進入農牧交錯地帶或農耕區，逐漸放棄傳統游牧生活，開始轉向農耕和半農半牧生活，這本身已是一種文化認同。

　　此前的北方民族，如秦漢時期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回鶻等，主要活動在大漠南北，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沒有大量遷入農牧交錯地帶，因此融合相對緩慢。隨著中原王朝實力強弱變化，農耕和游牧兩種文化在河套地區處于你進我退的“拉鋸”狀態。

　　宋遼夏金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和漢族共同居住、生活在農牧交錯地帶。就西夏而言，從黃河大套到河西走廊，黨項人和漢人、回鶻人、吐蕃人等交錯雜居。

　　中新社記者：這一時期，各民族如何交往交流交融？儒家文化對少數民族政權有哪些影響？

　　杜建錄：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對周邊民族地區的影響從未間斷，漢代王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就帶去了儒家文化。但從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遠不及宋遼夏金時期。

　　黨項人、契丹人、女真人遷居的半農半牧與農耕區，原是漢族人民農耕生活的地方，先進的耕作技術、金屬工具、水利灌溉設施、文化形態等，推動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因此，遼、夏、金政權不是部落酋長國，立國思想是君君臣臣的儒家綱常，而不是游牧社會的部落思想。

　　儒家思想在遼、夏、金的主導地位，最突出表現在對孔子的尊崇。唐、宋兩朝，孔子被尊為“文宣王”。而在西夏，孔子被尊為“文宣帝”，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尊孔為帝的政權，反映出儒家思想已成當時少數民族政權的主流思想。

　　中新社記者：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是史學家、語言學家破譯遼、夏、金歷史的依據之一，其字體結構與漢字有很多相似之處。除了文字上的相似，遼、夏、金文化與中原文化還有哪些相通之處？

　　杜建錄：遼、夏、金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都是對中華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契丹文、黨項文(俗稱西夏文)、女真文都借鑒了漢字的方塊形態。同時，還沿襲了中原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制度。比如，西夏的中書、樞密、三司、御史臺等機構是借鑒宋朝，甚至連“開封府”這種地域性很強的官衙名稱也照搬，作為都城興慶府的府衙。

　　此外，遼、夏、金等國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經濟制度和宋朝北方地區基本一致，如水利灌溉技術、鐵農具和“二牛抬杠”的耕作技術、土地租佃制等。

　　由此可見，宋遼夏金時期，各民族間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共同性越來越多，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內生動力。

　　中新社記者：宋遼夏金時期，與西方的交流也非常密切。當時東西方的交流形式有哪些？

　　杜建錄：許多人認為宋遼夏金時期是多民族政權割據的時代，絲路貿易受到很大限制或阻斷。其實不然，這個時期，中西交流依然密切。

　　控制大漠南北的遼朝，通過草原絲路跟中亞、西亞保持密切聯系，將東方的絲綢等物品傳到西方。西夏通過陸上交通要道河西走廊，積極開展絲路貿易，將西域、中亞、西亞等地出產的渡金銀花鞍、雕花馬鞍、渡金銀花香爐、蜜蠟等，通過貿易使團轉售到內地。宋朝不斷拓展海上絲綢之路，并在西北地區開辟了一條青唐路，即從秦州(今甘肅天水)出發，經青唐(今青海西寧)向西域方向延伸，成為當時貿易交流的重要通道。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草原絲路、經河西走廊絲路和經青唐道絲路、海上絲路同時存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促進了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的繁榮。

　　中新社記者：宋遼夏金時期的民族交融中，中華文化如何被逐漸認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何作用？

　　杜建錄：傳統觀念中，中原地區的漢族政權是中華正統，周邊民族是夷狄。但隨著少數民族進入內地，特別是入主中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強，少數民族逐漸認同中華傳統文化，自認為是中國，如西夏把宋朝稱作南朝，把契丹稱作北朝，自認為是西朝。可以說，宋、遼、夏是中華大地上的三個兄弟政權，都是中國。因此，古代中亞人把宋、遼、夏、金，都稱為“桃花石”。

　　201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論及各民族共同書寫中國歷史時指出，“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高度概括了中國古代各民族政權都是中國的特點。

　　中新社記者：遼、夏、金遺民如何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

　　杜建錄：民族融合是漫長的歷史過程。遼、夏、金政權由多民族組成，遼朝除契丹人外，還有漢人、黨項人、回鶻人、韃靼人。金朝除女真人外，也有漢人、契丹人以及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其他族群。西夏除黨項人外，還有漢人、吐蕃人、回鶻人、鮮卑人等。因此，遼、夏、金立國的過程，就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

　　在多民族政權內部交流的同時，各政權間的交流也十分密切，宋、遼、夏、金之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這種多層面、多維度的交流，到元朝統一中國時，進入內地的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和漢族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蒙古人將金朝統治下的漢族和女真族統稱為漢人。

　　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使中華傳統文化不斷豐富壯大，這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開放包容是中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特點或基本模式。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不是哪一個單一的民族的文化。同時，中華文化是與時俱進的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汲取各民族文化中的精華，去其糟粕。正因為如此，才輝煌燦爛，生生不息。(完)

　　受訪者簡介：

　　杜建錄，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寧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院長、西夏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級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個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