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15日電 題：常沙娜：“永遠的敦煌少女”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已經92歲的常沙娜身上匯聚著許多標簽：“永遠的敦煌少女”，“敦煌守護神”的女兒，人民大會堂的裝飾設計師，中央工藝美院在任最長的院長，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學生……如今，她是一個蹣跚在記憶迷宮里的九旬老人。

　　常沙娜已經放下畫筆了。以前她閑來總在窗前攤開稿紙畫畫，將近90歲的時候，握筆還從來不抖。現在，她的時間都用來讀書。一些書她一再重復地讀，“很多書過去都看過，我沒有注意，現在一看，內容都很豐富的”。

　　新居里的書不多，多是與敦煌和父親常書鴻相關。房間外的書桌上，攤開著一本《常書鴻自傳》，書頁上擱著老花鏡。客廳的茶幾上，也是常書鴻的書，下面壓著一本《敦煌：眾人受到召喚》。

　　“我很喜歡回憶。”她說。活到92歲，她龐大的記憶庫從線條狀變成塊狀的，每捕捉到一個關鍵詞，就會開啟一扇回憶的閘門。但不同時空的記憶偶爾會盤根錯節纏繞在一起，從法國到敦煌，從重慶到北京，從常書鴻到林徽因，從母親到兒子，從抗戰到解放……往事有時會不分先后涌上心頭。

　　生于里昂

　　“他是柯孟德，我的老朋友。”常沙娜坐在沙發里，微笑著說，久久地看著家里的客人，眼里滿是慈祥。柯孟德與常沙娜相識已有30多年，那時，常沙娜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說一口純正的法語。“她很開放，不是一個傳統的、無聊的領導。”柯孟德回憶說。

　　面對這個外國朋友，常沙娜在法語、英語和中文之間隨性地切換。“這些語言都在她腦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繞著腦袋轉了兩個圈，意思是，纏繞在了一起。英語是少年時代學的，20歲之前她曾在美國留學過兩年。1948年，在到甘肅支教的加拿大籍猶太人葉麗華的主動牽線下，常沙娜前往美國波士頓，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附屬美術學校上學，系統修習素描、色彩、設計、人體解剖等美術課程。現在，她已經想不起葉麗華的名字了，但她清楚記得一件往事。

　　有一年暑假，她在慈善夏令營里照顧小孩。有一天，一個白人小女孩指著黑人小女孩問她：沙娜，她為什么那么黑呀？常沙娜回答她：樹林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黃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們也一樣，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黃的”。那時美國種族歧視還很嚴重，一個黑人小孩的家長聽說這件事，專程來到夏令營，給她和黑人小孩拍照。后來很多年，她都把這張照片掛在臥室里。

　　法語近乎她的母語。1931年，中國爆發“九一八”事變那年，在法國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留學的常書鴻與妻子陳芝秀，迎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一批年輕的中國藝術家當時都在法國留學，與常書鴻交往甚多的有呂斯百、王臨乙、劉開渠、徐悲鴻等人。常書鴻出生在杭州，小時候常常在西湖邊寫生。里昂也多水，兩條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條名為La Saone，常書鴻用它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隨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國生活到6歲，法語純正，卻不會說中國話。在巴黎，遠離戰火的常書鴻夫婦度過了充滿陽光的青年時代，常沙娜則度過了無憂的童年。

　　父親母親

　　回到中國后，常沙娜在顛沛流離中生活了幾年。12歲那年，父親接母親和姐弟倆一起到了敦煌。常書鴻剛剛在那里建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中國人開始對敦煌莫高窟進行保護。從此，她的人生與敦煌緊密聯結。敦煌不僅是她的精神故鄉，也是她的藝術故鄉。“我的學校經歷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學習敦煌藝術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憶道。

　　80歲以后，常沙娜的名氣突然大了起來。隨著敦煌再次被矚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眾視野，成為受到擁戴的文化老人。人們發現，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國的建設，孜孜不倦，貢獻卓然。

　　然而，作為經歷數次時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經歷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歲之后出版的回憶錄里，她記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銘心的傷痛時刻。比如，離別。

　　1945年，母親不告而別出走敦煌，從此離開了丈夫和兩個孩子。這件事給予常沙娜巨大的打擊和一生的困惑。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與母親在杭州重逢。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驚，印象中美麗動人、神采奕奕的母親，已經變成臉色蒼白、頭發蓬亂、面無表情的老太太。陳芝秀后來嫁給了一位貧窮的工人，生活困頓，在街道給人做一些洗衣服之類的辛苦活兒補貼家用。

　　那天見面，母女二人都沒有太激動，也沒有掉眼淚。但她從此對母親“再無嗔恨，只有同情”。那次見面之后，她開始瞞著父親偷偷給母親寄錢，每次收到錢，母親都會給她寫封信，告訴她錢花在哪兒了，“買奶粉用了幾元幾角，買暖水袋用了幾元幾角……”常沙娜感覺媽媽的字寫得很差很差，與記憶中完全不同，見字如面，心里很難受。她后來還想去杭州見母親，但一直沒去成，直到1979年母親去世。

　　常沙娜的學生、《黃沙與藍天——常沙娜人生回憶》一書的執筆藍素明記得，常沙娜回憶關于母親的事情時，語氣十分淡然。但回憶父親的時候，則常常十分動情，很多細小的畫面都讓她難以釋懷。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憶的一個畫面發生在1943年，常書鴻從重慶接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著卡車趕路，停車加油時，常書鴻買了一碗醪糟蛋。端起來剛要吃，卡車突然開動，雞蛋、湯水潑了他一身，臉上、眼鏡上也掛滿湯汁。這個中年男人狼狽、窘迫的時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覺得父親好可憐。當時她12歲。

　　可能從那個時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隨著父親。聽他的話，去洞窟里臨摹壁畫，學敦煌藝術；聽他的話，在母親離去時中斷縣城的學業，回到莫高窟照顧弟弟。“我不懂，我就跟著爸爸走，他把我帶到石窟里去臨摹壁畫，我特別喜歡，而且畫得很有感受。該做啥就做啥，跟你們現在年輕人想的很不一樣。”

　　結緣工美

　　不僅聽爸爸的話，她也聽國家的、組織的話，“我沒有什么喜不喜歡，我就聽大人的話就對了。”后來參加人民大會堂建設，受命擔任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她都抱著這樣的想法承擔了下來。

　　1951年，建筑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宮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見到常沙娜，領著她進了工藝美術的大門。林徽因肺病很嚴重，常年臥床靜養，床上支著一張小桌子，可以寫字畫畫。梁思成身體也不好，有時也在家臥床養病。每天上午10點，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聽她講課。

　　林徽因改變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進入清華大學營建系擔任助教，跨進工藝美術行業。后來，她加入新組建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20世紀80年代后擔任了15年院長。走上這條路，也讓她走出了父親的影子。

　　父親做的是文物保護、古代藝術，而她做工藝美術、裝飾設計，這是新中國建設中所需要的實用藝術。她為人民大會堂做裝飾，為外交活動做國禮，為香港回歸設計紫荊花……

　　很多年里，香港金紫荊廣場那朵著名的紫荊花雕塑，設計者都是“中央工藝美院”。直到藍素明執筆的回憶錄寫完后，人們才知道，主要設計者其實就是常沙娜本人。她不愿居功，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故鄉何處

　　常沙娜生于法國，6歲時回到中國，12歲時到達敦煌，度過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她內心的故鄉到底在哪里？藍素明說，是敦煌。“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開店的商販都認識她，她總說，我就是敦煌人。”

　　常書鴻也曾鄭重地寫信告訴她：“沙娜，不要忘記你是敦煌人。”五六年前，柯孟德曾與常沙娜一起去過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一直保留著常書鴻故居，陳設簡陋，土炕、書桌、木柜，柜頂上擺著斷臂維納斯的小雕塑和常書鴻的油畫。常沙娜少年時也曾在這間屋子里生活。

　　如今，故居里擺著一封常沙娜寫給亡父的信：“時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終生以您的教導，走著我一生與敦煌的傳統文化藝術脈絡跋涉不止的事業。”

　　常沙娜偶爾會哼起一首法國童謠：“在阿維尼翁橋上，我們跳啊跳，在阿維尼翁橋上，我們跳圓圈舞……”每次她唱起幼兒園學的童謠，她都滿臉幸福和平靜。

　　那句著名的法國諺語常常被她掛在嘴上，每當想起母親，每當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語言難以說清楚的事，她腦子里都會閃現這句曠達的諺語——C'est la vie，這就是人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