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建武夷山3月26日電 題：中華文化的倫理觀如何走向世界？

　　——專訪臺灣輔仁大學原文學院院長陳福濱

　　中新社記者 閆旭

　　倫理觀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仁、義、禮、智、信，是中華文化倫理觀的核心概念。

　　中華文化的倫理觀，與西方文化的倫理觀有何異同？對當下的中國和世界有何意義和價值？在近日舉辦的首屆武夷論壇期間，臺灣輔仁大學原文學院院長陳福濱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了其對中華文化倫理觀的理解與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華文化的倫理觀？

　　陳福濱：所謂倫理觀就是從道德哲學的角度切入，包含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人、自己和整個宇宙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

　　我們中國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孟子，到漢代的董仲舒、揚雄，以至于到宋朝周敦頤、朱熹，明朝的王陽明，儒家思想的體系形成了中國傳統的道統思想，對倫理非常重視，在《孟子》中的體現就是“五倫”，即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代表一種人際關系，其中蘊含著“仁、義、禮、智、圣”，也就是儒家的“五行”。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倡“五常”之德，就是“仁、義、禮、智、信”。

　　“仁”這個字從二從人，字面的解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親，是一種人際關懷。《周易·乾·文言》說：“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可見，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仁”的概念。“仁”就是“一體之仁”，不但對自己，對他者如家人、朋友、師生，都要有“一體之仁”，才有可能做到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非常重要的倫理，是人際關系的關懷。

　　“義”是對自我的一種要求。孔子告訴我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面對他者的時候，自己該怎么去做？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說“舍生取義”；董仲舒結合這些概念，講要“義利兩養”，重義也要重利；宋理學家，包括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也都對此做了很多詮釋。當我們面對國家社會，當然就是要舍生取義，這是中國文化重要的一個倫理的觀念。

　　“禮”代表外在形式到內在的一種自我顯發，不只是外在的禮節儀式，更多是來自于內在的本質。中國人常把“禮”“樂”放在一起講，“樂”代表一種“和”的概念，自我與外界的相和。中華文化是非常重視禮樂教化的。

　　“智”是一種分辨道德是非、進行道德判斷的能力，指的是知行的恰當性。人的言行舉止合乎倫常的要求，是由于“智”的作用，先規而后為之，就是指“智”的辨別是非善惡的道德判斷力。

　　“信”一般是指信實，涉及到“誠”的概念。《易經》很多卦中談到“有孚”，代表誠信、講信用。《中庸》幾乎每一章都在講“誠”。“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道德行為的實踐過程中，自己要去做到，別人才會感受得到。因此，人與人之間彼此互相“誠”的時候，才能夠有《孟子》所謂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幾千年來，中國人幾乎都是以“仁、義、禮、智、信”這幾個字詮釋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同時也不斷地延伸，比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其實都是中華文化中很重要的倫理道德的一環。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化的倫理觀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陳福濱：從古書典籍來看，早期是從《詩經》《尚書》《禮記》《周易》，以至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一系列傳統儒家思想核心載體建構了中國重要的倫理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經過長時間歷史演變。及至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兼采陰陽五行學說，建立一套新的儒學體系，并依此建構他的倫理思想。

　　董仲舒的倫理思想以其天道觀與人性論為基礎。他認為，履行社會之道德規范，就是人性符合上天意志的表現。其倫理思想，是以作為天地萬物之本的天為根基。因此，倫理行為之合理化，都必須法天，法天也就是效法陰陽、四時、五行。及至宋明理學發展的倫理思想，影響綿長。

　　中新社記者：在文化差異視域下，中西方倫理觀有何異同？

　　陳福濱：西方的倫理思想非常重視宗教倫理，從雅典學派到以普羅提諾為奠基的新柏拉圖主義，到奧古斯丁，再到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以至于文藝復興運動之前，都是以神為中心的思想，即“神本主義”。后來，人們開始反思，人難道只是為神服務、而不是為人服務嗎？從而，人文精神、人本思想被提出，帶動整個西方的宗教改革、民族復興、中產階級興起等等。

　　而中華文化的倫理觀擁有不同的走向，中國人所注重的信仰，就原始民族的信仰而言，比如對祖先、對鬼神、對自然、對實物、對圖騰等的崇拜，不像西方以宗教信仰像“金箍咒”一樣箍起來。中華文化通過“家”文化的血緣親情倫理關系，構建出孝道文化的倫理觀。所以，我認為中華文化倫理觀的自由度相對地比西方更扎實。

　　中新社記者：您覺得對于當下的中國和世界來講，中華文化的倫理觀有何意義和價值？

　　陳福濱：我認為，中華文化最棒的地方就是孟子說的“仁者無敵”。中國的發展，不會對別的國家構成威脅；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帶動地方的繁榮，以及國與國之間互相協調與互助。而西方一些國家的觀念不一定是這樣。歷史上，帝國主義在經濟、政治等領域侵略別國，還美其名曰幫助弱小地區，事實上是在制造戰爭，并沒有對世界和平真正作出貢獻。16世紀以后的西方，為了擴張領土而掠奪他國的財物、資源，讓自己不斷強大，而中國從未有過這種行為。

　　所以我認為，中華文化中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絕對優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更多是對立的、尖銳的，而中華文化卻是和諧的、平等的。整個西方文化中最缺乏的素養就是這種“仁者無敵”的和平、善良的心。

　　中新社記者：2023年3月，中國向世界發出了全球文明倡議。我們應如何從中華文化的倫理觀中汲取營養，和合共生，美美與共？

　　陳福濱：中國文化對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響，但就我的觀察，目前這些影響比較集中在學者當中，可能對他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到區域的整體文化發展。同樣地，中國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如何發揚中華文化，我覺得很重要的點就在于漢語的使用，否則中華文化的發揚還只存在于華人世界。語言可以溝通和轉化經驗，如果我們通過外交、學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擴大中文的影響力，自然就會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力。

　　同時也要從翻譯著手。在中國的古今典籍中，西方世界讀得最多的是《老子》，而“四書”并沒有像《老子》那么在國外盛行。我覺得只有把中國重要的經典，翻譯成讓西方人更能夠讀懂的文本，中國文化的倫理觀才能夠進入到整個世界。

　　共建“一帶一路”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一方面推動共建國家經濟上的合作，一方面也推動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鑒與發展，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陳福濱，臺灣輔仁大學原文學院院長，致力于易經、兩漢哲學、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的研究，開設有中國哲學專題、兩漢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易經、宋明理學等課程，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倫理與中國文化》《兩漢儒家思想及其內在轉化》《現代生活哲學》《世界哲學家叢書：揚雄》《智與思》、《晚明思想通論》、《中國文化概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