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5月15日電 題：文學經典為何永不過時？

　　——專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

　　中新社記者 曾平

　　文學評論學者許子東的大部分職業(yè)生涯在香港高校度過，他孜孜不倦地向公眾解說文學經典。現(xiàn)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的許子東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談他眼中的中國文學變遷及文學經典魅力。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文學歷史悠長，其影響力在國內和海外分別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許子東：文學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國家的精神支柱之一，甚至是政治的支柱之一，因其一頭連著科舉。中國古代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舉制度。這既幫助皇帝網羅天下人才，也為普通人提供合理的上升途徑。科舉制度不靠世襲，這在當時世界其他國家中幾乎不存在，歐洲文明都是騎士、貴族等世襲制。中國的科舉考試，主要考的是四書五經，文學就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海外的影響不大，而受海外的影響較大，主要是來自印度的佛教，較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學的面貌。雖然在18世紀伏爾泰、歌德讀到中國的《趙氏孤兒》驚為天人，但這只是局部現(xiàn)象。

　　相較晚清以前的文學，現(xiàn)代文學被認為有革命性的變化。此時的中國文學受到外國文學的直接影響，包括形式和思想內容。比如在形式上，中國過去的小說是全能敘述的章回體，到了魯迅小說中的“我”已不是全知型；更明顯的是出現(xiàn)了意識流寫法，雖然李商隱的詩中也能找出意識流，但這一寫法總體上是受西方文學技巧影響后才出現(xiàn)的。

　　形式以外，受影響的還有價值觀。魯迅在《新青年》發(fā)表的文章《我之節(jié)烈觀》，就挑戰(zhàn)了中國歷史悠久且大部分人相信的價值根基。

　　直到現(xiàn)在，文學的影響力也沒有多少銳減。雖然像古代那么巨大的直接影響已不再，現(xiàn)在考試也有很多不同學科，但“讀書高”的心理還在，“孔乙己的長衫”還在，核心的內容沒有改變。

　　中新社記者：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西方文學有哪些不同？兩者有怎樣的交流互鑒？

　　許子東：一般認為世界文學有三個高峰。一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荷馬史詩；二是16世紀的英國文學，即莎士比亞；三是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出現(xiàn)時，中國正從一個大國衰落到幾乎要救亡的地步。因此，中國文學從梁啟超、魯迅開始，就有救中國這個主題。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覺得中國作家“感時憂國”，太著迷于此，但這是一種苛求。提出后現(xiàn)代主義的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就論斷，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都是民族國家寓言。只要國家還陷在第三世界，文學作者很自然地會想到國家的民族歷史情況，不會只局限于對人性的解剖。

　　“感時憂國”并非中國獨有，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相通的。魯迅并沒有翻譯美國文學、法國文學，他喜歡波蘭文學、北歐文學。他看出在弱小民族的文學當中，有中國作家最有用、最感興趣的東西。中國的傳統(tǒng)中，文學有載道和言志兩個主流。西方文學在整個中世紀都載道，但在文藝復興后，逐漸形成以言志為主的意識，特別是19世紀康德以后，認為文學起源于游戲，并非功利。這也是西方現(xiàn)在的主流觀點，這些觀點在五四運動后影響了中國文學。

　　中新社記者：中國文學的現(xiàn)狀如何？

　　許子東：五四運動后的中國文學較為混雜，直到今天也是。有載道主旋律，有歷史解剖，有言志，有完全追求個人風格，有娛樂。不過我認為中國文學再混雜再發(fā)展，傳統(tǒng)總是最強的。今天的中國小說受19世紀法國現(xiàn)實主義、俄羅斯文學、日本文學等的影響，但歸根結底，中國文學的現(xiàn)狀，每年出版幾千本，概括起來就是晚清前的四大傳統(tǒng)。

　　一是三國類的歷史演義，《白鹿原》以及很多抗戰(zhàn)電視劇都屬于這類。二是水滸類，核心價值是忠孝節(jié)義，這類作品最發(fā)達，《紅高粱》《平凡的世界》《活著》等，都是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故事。三是紅樓夢類的男女世情，如《長恨歌》《廢都》以及近期很火的電視劇《繁花》等，對吃穿等生活細節(jié)非常講究。四是西游類的神魔奇幻，這類傳統(tǒng)在內地空了整整百年，金庸在香港繼承發(fā)揚了。現(xiàn)在有新的接續(xù)，比如《三體》這樣的科幻小說。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文學經典永不過時？

　　許子東：表面原因是文學能寫這個時代，作家寫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他的時代，要別人認可，這是第一步。在認同這個的基礎上，就是寫人性，人性又使人感動，就會成為經典。有人認為寫“作家論”不夠學術性，我認為并非如此，“作家論”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做學問的重要基礎和起步，它可以是最基本的，也可以是學術前沿最尖端的。如果寫“作家論”選擇的是文學史上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那就不只是在寫一位作家，而是在對整個文學史甚至背后的文化背景發(fā)表意見。

　　魯迅是一座山，張愛玲是一條河。隔了這么多年，廣大讀者之所以依然如此喜歡兩位作家，還是因為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看到今天、看到社會。魯迅成為經典是因為那個時代國家陷入災難，在啟蒙救亡的文化潮流里，魯迅的小說和他的言論是最深刻的，不僅指向混亂的社會現(xiàn)實和當時中國糟糕的政治制度，也指向中國的國民性。魯迅的文學是一種英雄的、超人的、救世的文學。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榜樣，都愿意以魯迅精神自勵自勉。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當之無愧。

　　張愛玲的獨特性，在于她寫的是常人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作家其實都寫日常生活，但他們希望日常生活要體現(xiàn)出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張愛玲不是。她的一篇散文《中國的日夜》，寫的是一群人打著補丁在菜市場買菜，這就是中國的日夜。所以張愛玲顯示了文學介入社會的另一種可能，就是平民的。

　　在藝術形式上，魯迅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歐化傾向，其語言是半文言，但他的藝術形式非常現(xiàn)代。張愛玲有意要扭轉歐化的文藝腔，所以她借用晚清甚至更早的傳統(tǒng)文字。她也不拒絕鴛鴦蝴蝶派的某些技巧，所以她代表了魯迅以外的另一種文學潮流。

　　中新社記者：文學有所謂“最好的時代”嗎？經典的誕生更多依賴個人才華還是時代背景？

　　許子東：時代幫了魯迅和張愛玲，但不是主因。魯迅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20年代，他中期的作品，《吶喊》《彷徨》《朝花夕拾》等都創(chuàng)作于那個混亂的年代。張愛玲的黃金時代是1945年前的那幾年，之后因為各種個人原因，她就再也找不到寫作的舒適狀態(tài)。沒有一位作家不愿意超越自己，可能否超越沒關系，文學是以達到的最高點來衡量的。

　　從文學史來看，社會最好的時代不一定是對作家最好的時代，早期的唐朝非常好，朝氣蓬勃，卻沒有多少好作品。唐詩什么時候發(fā)達？安史之亂以后的中晚期才是唐朝文學的高峰時期。因此，文學作品和時代背景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

　　中新社記者：香港的文學經典有何特質？

　　許子東：放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來講，香港文學的特點不那么明顯。在現(xiàn)代華文文學的語境中，港臺文學是內地(大陸)主流文學的一個補充。如武俠小說，香港有梁羽生、金庸，他們的影響力后來輻射到世界各地，再反饋到內地。武俠以外，香港的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說在內地也有很高銷量，包括亦舒、張小嫻、李碧華等。相較內地主流文學，香港文學種類較多，有幾種不同的潮流，包括純文學，如劉以鬯、西西、也斯等。希望不同文學潮流在香港繼續(xù)存在下去。

　　香港導演將文學改編為經典，最好的例子就是《繁花》。它的基礎是世情小說，是很悶的描寫社會人性的清明上河圖般的小說，王家衛(wèi)導演將其改成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并切中時代和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核心，表現(xiàn)20世紀90年代國家的變化。《繁花》中也有武俠精神，有情有義最重要。王家衛(wèi)用香港非主流的文學傳統(tǒng)——武俠言情，來表達現(xiàn)實主義的社會主旋律。王家衛(wèi)對香港導演和作家的啟示，在于用香港或海派的文化資源，豐富整體中國文學的格局。

　　中新社記者：香港融匯東西的城市氣質將在助推文化事業(yè)方面扮演怎樣獨特的角色？

　　許子東：文化交流方面，香港有很多優(yōu)勢。香港人普遍英文好，很多外國歌劇來港演出，語言上沒有障礙，內地劇團來港演出，也有人捧場。所以香港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平臺。香港如果要成為文化中心，出版自由也是關鍵之一。香港書展有很好的傳統(tǒng)，老百姓也有基礎。

　　但作家難說，作家就是寫自己的故事，他們只要忠于自己就行。香港出名的作品，必定是融匯東西方的。比如劉以鬯的《酒徒》，是中國最早的意識流長篇小說；西西的《我城》中的零度敘事，也是中國文學過去從未有過的，寫香港本身的命運，寫法非常現(xiàn)代。香港在純文學圈子受好評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現(xiàn)代主義技巧的實驗。(完)

　　受訪者簡介：

　　許子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代表作《郁達夫新論》《細讀張愛玲》《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等。因擔任《鏘鏘三人行》《圓桌派》等節(jié)目的嘉賓而被公眾熟知，憑借鞭辟入里的評論和見解深得觀眾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