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11月9日電 題：古典文明研究為何繞不開荷馬？

　　——專訪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文濤

　　中新社記者 鐘旖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6日至8日在北京舉行。談及古典文明研究，在西方古典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有諸多先賢哲思。作為杰出的詩人，荷馬及其傳世之作《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奠定了古希臘文學傳統的基石，荷馬史詩更是在很長時間里影響著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倫理觀。

　　研究古典學為何繞不開荷馬？中國學界研究荷馬實現了哪些積累和傳承？對中西文明互鑒有何啟發？受邀參加大會的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文濤，近日就這些問題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提到古希臘文明，大家可能脫口而出的多是“希臘三賢”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您看來，荷馬有何特別之處？

　　張文濤：荷馬稱得上是“西方文明之父”。在所有古希臘經典中，荷馬史詩位居首位，且《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絕非一般意義上的詩歌，而是“奠定西方古典文明的根基”的元典。事實上，從古至今，西方無數賢哲，比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圖、色諾芬、西塞羅、賀拉斯、朗吉努斯、但丁、馬基雅維利、蒙田、尼采等，都把荷馬的詩歌視為西方文明在道德、社會、歷史、哲學、神學、藝術等方面的文化基礎和智慧源泉。

　　荷馬如此重要，但談到希臘文明的理論性奠基人，我們往往還是想到“希臘三賢”，反映出我們對荷馬這位希臘民族的塑造者和西方文明奠基者的重要性，在認識上還有所不足。這也正是當前推進西方古典文明研究的意義之一。

　　不過，作為兩部史詩作者的荷馬，他的生平、創作時間和過程，甚至究竟有沒有這個人，都成了難解之謎。從古至今的爭論無數，現代荷馬研究所謂的“荷馬問題”就是圍繞這些謎團形成的一個專門領域。今天看，謎怕是永遠也解不開了。但無論荷馬是一個天才的名字，還是一個集體性的意象或“觀念”，都不影響荷馬史詩的偉大。

　　中新社記者：從研究古典學出發，學界認為研究荷馬是必要的一環。您如何理解這種必要性？

　　張文濤：從古典學的發展歷程看，西方的古典學術是在公元前4世紀到1世紀的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里亞的文法學家(grammatikos)手中第一次大規模興起的，一代又一代文法學家們的核心工作，即系統地編輯、校勘荷馬史詩的文本。

　　西方的現代古典學是嚴格意義上作為一門建制性學科的古典學，一般認為其建立標志是1777年德國青年沃爾夫(F.A. Wolf)在哥廷根大學注冊“學習古典語文學”(studiosus philologiae)。作為現代古典學之父，沃爾夫的代表作是1795年發表的《荷馬史詩緒論》，前述“荷馬問題”也主要由他開啟。

　　沃爾夫提出了一種對古代世界作全面整體研究的“古代學／古代通學”(Alterthumswissenschaft)的古典學研究范式，這一范式后被德國古典學大家維拉莫威茲(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推至頂峰。19世紀末，維拉莫威茲和尼采關于古典學研究范式的一場世紀爭論，決定性地影響了后來古典學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哲學家尼采首先是一名職業古典學家，1869年他在巴塞爾大學發表的古典學教授就職演講，題目就是《荷馬與古典語文學》，向沃爾夫以來的荷馬研究發起挑戰。綜上，在古典學發展的每個關鍵節點，荷馬研究都占據著代表性位置，足見它是古典學研究必要的一環。

　　再從荷馬的重要性來看。學界有一種著名說法，西方文明是由“兩希文明”即希臘和希伯來構成的，雅典、耶路撒冷這兩座城市的名字常被用作兩個文明的象征。但人們在這種張力性的雙重結構中理解希臘或雅典時，重點大都放在哲學傳統上，之前的荷馬和詩歌傳統往往易被忽略，沒有注意到雅典自身也有一種雙重結構。

　　我認為，要充分和完整地理解什么是雅典，什么是“希臘性”，什么是西方文明的古典開端，都必須好好研讀荷馬。在這方面，我們的古典學研究還大有可為。

　　中新社記者：中國學界對荷馬研究有著怎樣的積累和傳承？聽聞西方有學者發出“誰殺死了荷馬”的靈魂拷問，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張文濤：中國學界的荷馬研究有著很好的積累和傳承，體現在經典翻譯、論著譯介、原創研究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前輩學人羅念生和王煥生先生，既是中國古典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也為學界提供了荷馬史詩的經典漢譯文本。著作方面，多年以來，西方現代古典學術各種流派和方法的荷馬研究，比如統一派和口頭詩學派的，以及語文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哲學和政治哲學等方法的，基本都有代表性著作譯介過來。研究方面也類似，中國學者在消化吸收西方同行成果的基礎上展開多維度研究，初步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

　　傳承角度，以社科院外文所古典學研究室的新生代古典學者為代表的青年學人們，正賡續著老一輩古典學人的學脈，銳意進取，全方位推進國內的荷馬研究。無論對荷馬文本的詳注和疏解，對西方優秀論著的引介，還是對荷馬從文明奠基和文明互鑒的角度做原創性闡發，相信不久的將來都會有精彩成果涌現。

　　關于“誰殺死了荷馬”的拷問，其實是來自20世紀末兩位美國古典學教授的吶喊，他們著書《誰殺死了荷馬？古典教育的消亡和希臘智慧的復蘇》，實際是問“誰殺死了古典學”，反思西方古典學的危機和出路。

　　20世紀初尤其是二戰以來，古典學在西方面臨很大危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晚近一個案例是2021年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系改革，直接取消了古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學習要求以打擊“系統性種族主義”，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

　　我認為，造成古典學這個西方老牌“皇冠學科”陷入危機的原因很多，學科內外的都有，但最關鍵的還是某種現代性精神的極度膨脹。西方現代古典學圍繞是否有荷馬、荷馬是否天才等一系列“荷馬問題”所爭論的，說到底，是承不承認有古典理想、古典智慧、古典精神、古典德性等，以及它們對現代社會還有無價值。激進的現代性思潮和進步主義精神對此持否定態度，難免使古典學產生危機。

　　觀察激進歷史主義或歷史虛無主義對西方古典學的危害，有助于我們吸取經驗教訓，以更好地發展建設中國的古典學。

　　中新社記者：從研究荷馬看古典文明研究，您認為學術研究對中西方文明互鑒產生了何種影響？

　　張文濤：以荷馬研究為例分析，古典文明的學術研究無疑大大深化了我們對中西文明源流的理解，且這一理解還會隨著文明比較互鑒意識的增強，繼續走向深入。

　　首先，荷馬史詩是西方文明的第一“圣經”，在希臘文明中所處的位置，與《摩西五經》之于希伯來文明、儒家六經尤其《詩經》之于華夏文明是一樣的，都是各自文明首要的教化經典。換言之，從文明互鑒角度看，以中鑒西，荷馬史詩在希臘文明中實具有“經”的性質和地位，這就是柏拉圖說荷馬是“最偉大和最神圣的詩人”，是“希臘的教化者”的根本原因。

　　其二，荷馬為希臘社會提供的教育或教化是典型的詩教，后來柏拉圖欲革新希臘文教理念和制度時，仍然無法做到全然拋棄荷馬的詩教，這一點與孔子刪詩的文明教化行動比較，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其三，無論荷馬史詩、《摩西五經》還是《詩經》，都包含著民族歷史的重大敘事，在詩和史的交織中，三大民族的性情和精神特質，于不同天人關系中展開的生活方式和文明道路，都得到了原初的塑造和規定，這也是“經”為文明奠基的含義。

　　中新社記者：您對古典學在中國的未來有何期待？

　　張文濤：古典學在中國方興未艾，未來必大為可觀。

　　一新譯荷馬論著的西方作者說：“我真心相信，未來針對古典希臘思想展開的真正哲學意義上的研究和活動，將主要集中在中國。”話雖溢美，但古典學在中國正蓬勃發展、充滿朝氣，是不爭事實。

　　中國建立古典學，源于一個古老文明不斷自我更新的內在動力。“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一文明的最新目標就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以，從學術上服務于此的中國古典學必不會照搬照抄西方，而是在最大程度上學習借鑒世界各大文明的古典智慧，其學科建設也必然會經歷一個兼收并蓄、聚訟爭論、融合創構的探索性過程。

　　古典學的研究對象誠然古老，但我期待，中國的古典學人都能擁有立足現代、回首古典、朝向未來的年輕心態，從中國自身的文明關切和文明抱負出發，以兼容并包的開放胸襟，平視世界的自信目光，在多維比較、交流互鑒、保持張力、求同存異的反復思考中，勇敢探索古今中西之爭難題的破解。(完)

　　受訪者簡介：

　　張文濤，重慶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大學百人計劃學者，重慶市哲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古典學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2016-2024)、理事，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古典學研究分會理事，希臘奧納西斯基金會高級訪問學人，國際柏拉圖協會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古希臘哲學、西方古典學、古典政治哲學等。著有《哲學之詩：柏拉圖<王制>卷十義疏》《尼采六論：哲學與政治》等，編著《戲劇詩人柏拉圖》《神話詩人柏拉圖》等，主編“智術師集”“普魯塔克集”等古典學術叢書，主持國家課題《古希臘文學中的正義觀念研究》《柏拉圖政治哲學的思想淵源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