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6日電 題：馬為何是東西共通的審美意象？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丙午馬年，以“馬文化”為核心元素的創新創意產品層出不窮。從“哭哭馬”意外在海外走紅，到“馬爾福”成中外網友共玩“熱梗”，馬“一馬當先”堪稱2026開年世界級網紅。

　　“毫無疑問，馬這種動物已是少數能跨越文化差異、穿越不同時空的全球通用之審美符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馬文化”已從交通工具的實化，轉向精神載體的虛化，它仍會深度嵌入現代社會之中。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丙午馬年前夕，中國網友借《哈利·波特》中反派馬爾福的形象，設計出一系列“馬年爾等有福”等創意貼圖，受到西方主流媒體關注。您怎么看中外媒體及網民這一基于中式審美的互動？

　　劉悅笛：這是一種對中國文化的“趣用”，是一種“諧趣橫生”，不同于“正趣危坐”。如今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融，與經濟的緊張和政治的張力迥然不同，反而愈來愈輕松，這本身就形成了巨大反差。

　　馬爾福本是《哈利·波特》內的經典反派德拉科·馬爾福(Draco Malfoy)的姓氏漢譯。“馬”與“福”在中文里有吉祥意義，由此擴充為“馬年爾等有福”。原著里本不討喜的人物，卻在中國人家的大門上成為馬年幸運之象征，這也是一種東西文化的奇特交融，一次“雙向奔赴”的文化互動。

　　這種現象很自然，中國人看了會心一笑，外國人看了也覺得好玩，哪怕不懂中文諧音。這波流量，居然被東西雙方都接住了，所謂“文化沖突”在“玩梗”中就消解了。這或許指向一種文化互動的新范式，即不采取嚴肅認真的“送文化”，而是詼諧幽默的“種文化”的新徑。

　　中新社記者：因嘴部被縫反而意外走紅的中國國產玩偶“哭哭馬”，受到南非、中東及東亞等國家消費者關注和求購。從Labubu到“哭哭馬”，為什么越來越多看上去并不符合傳統審美的中國玩偶設計受到追捧？

　　劉悅笛：從Labubu到“哭哭馬”，體現出一種文化“離散”或“流散”(diaspora)，即在異質語境中形成混雜身份認同的過程。Labubu原型為北歐森林精靈形象，但卻在中國香港設計師筆下成為The Monsters精靈天團的成員之一，這就是一種歐洲文化流散到了中國，又從中國流散到了海外，形成了被全球追捧的玩偶新潮。

　　“哭哭馬”本應是嘴部上翹的“吉祥馬”標準形象，卻因嘴部被縫反，呈現出一種“看似消極”的新形象。但恰是這個操作，使“哭哭馬”在部分國家火了起來，形成了一種“反向作用力”，它的委屈臉與耷拉嘴，應對了部分受眾的情緒共鳴，成為移情對象。

　　中新社記者：動物在中西方傳統中常被賦予不同文化含義，但馬卻幾乎都是忠誠、勇敢、勤勞的象征。從文化內涵看，馬為何備受推崇？

　　劉悅笛：這是一種“自然人化”的結果，動物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人類在與之接觸交流過程中，卻將之越來越“人化”了。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動物是人類的朋友，馬是與人“共生”的動物。作為人類最忠實的“服務者”，忠誠、勇敢、勤勞的品格都被聚焦在馬身上。這些品質既是中華民族的特質，同樣為西方所推崇，而歐洲文化也常把高貴與勇氣的氣質賦予馬，所謂騎士精神就是一種“人馬合一”的品質。這就是為何我們說動物往往被人化，而且是身處不同文明與文化中的共同體所“人化”。

　　中國文化有“比德”傳統，如“歲寒三友”中，松樹以嚴寒中常青象征堅韌不拔、竹子以中空外直象征虛心有節。馬在中國被視為“君子之獸”，正因它具有不離不棄的忠誠、沖鋒陷陣的勇敢和任勞任怨的勤懇。不止于此，昂揚進取的“龍馬精神”、吉利速成的“馬到成功”，都使得寶馬良駒擁有更為吉祥的文化意義。可以說，馬的形象一直是正面而積極的。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不少知名設計師品牌都以馬為主要元素，馬為何能成為中西共通的審美意象？

　　劉悅笛：馬作為人類最親密的動物之一，自然成為設計師們經常運思的焦點對象。以馬為主題，是中西方設計師的共同“至愛”。

　　在歐洲歷史上，馬曾經是“騎士制度”的基礎，也是“貴族身份”的標配。在古希臘羅馬的神話敘事中，人馬合體之“人頭馬”形象廣為接受，當然還有各種“天馬行空”的故事形象，也積淀在西方文化的深層。

　　無論中外，御馬出行都是身份的象征。在中國的墓室壁畫，尤其是漢代畫像石中，車馬出行圖是最主流的題材。1837年于巴黎馬具工坊起家的“愛馬仕”，品牌核心符號由馬車與人共構而成，指向一種貴族出行的奢華和優雅。意大利跑車法拉利的符號是躍馬，意大利文Cavallino Rampante的本意就是“騰躍的駿馬”，成就出一種速度與激情、勝利與極致的“力量美學”之象征。英國知名品牌博柏利的商標也是持矛騎士加上戰馬的形象，顯現出一種英倫正統的騎士精神和與時偕行的精英氣質。

　　東西方馬的意蘊有所差異，西方馬往往與騎士、征服、貴族運動相連，東方馬常與君子、祥瑞、家國風骨相系。西方設計師往往重在以寫實手段，體現力量與動感，而東方設計師常常以寫意手法，追求氣韻與風采。但毫無疑問，馬這種動物已是少數能跨越文化差異、穿越不同時空的全球通用之審美符號。

　　中新社記者：現代社會，馬作為交通工具的實用價值已不再凸顯，馬在當代社會主要有哪些獨特價值？

　　劉悅笛：確實，今天的馬，更多的是文化符號或符號文化。尤其在農歷馬年，圍繞馬形象所形成的符號經濟，越來越流行。

　　今天，在體育競技場里，無論以美駕馭的馬術、以速度求勝的賽馬、還是集體對抗的馬球運動，人與馬的默契配合仍在延續。在外交禮儀中，無論作為儀仗隊的馬隊、作為展示的外交馬術活動，還是以馬為國禮，都展現出馬作為“外交高級語言”的尊貴與敬意。

　　大眾生活中，馬也屢屢現身。馬術俱樂部在中國紛紛出現，馬場也成為現代都市人身心解壓和參與社交的場所。在高山草甸等復雜地形中，馬匹仍充當著運輸的歷史重任，還有景區游覽、邊疆巡邏等，皆少不了馬的身影。對于“馬背上的民族”而言，馬文化仍在禮儀、節慶與民俗的各種活動中延續著歷史的記憶，成為文明的“活化石”。當然，在各種繪畫、雕塑、影視作品中，馬也常被用來象征力量與風骨，成為某種超越語言的精神圖騰。

　　總之，“馬文化”已從交通工具的實化，轉向精神載體的虛化，它仍會深度地嵌入現代社會之中。(完)

　　受訪者簡介：

　　劉悅笛，生活美學倡導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海內外多所高校博士生導師，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團榮譽委員，美國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曾任國際美學協會(IAA)總執委和中華美學學副秘書長，Comparative Philosophy及Journal of East–West Thought編委。

　　著有《生活美學》《分析美學史》《當代藝術理論》《生活中的美學》《生活美學與藝術經驗》《藝術終結之后》《視覺美學史》《世界又平又美》《生活美學與當代藝術》《審美即生活》，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Brill, 2011)，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Scholars, 2014)等；譯有多部英文專著，策劃“中國小鎮美學榜樣”評選等多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