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建南平3月28日電 題：“宋史熱”，高級熱！

　　——專訪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讓寶奎

　　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南平市人民政府聯(lián)合主辦的第三屆武夷論壇新近在福建南平舉行。受邀與會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宋史熱”其實是中華民族之文化又到了一個很高水平的階段才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

　　“如果你愛宋史，需要很多條件。”趙冬梅認為，“宋史熱”是需要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到一個新高度才會有的很高級的現(xiàn)象。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用“華夏群星”形容北宋諸位歷史名人。置身武夷山，回顧曾活躍在此的朱熹等南宋名人，您作何概括？是否可從兩宋人物群像特點的差異，洞見兩宋社會文化之不同？

　　趙冬梅：關(guān)于南北宋的差異，我比較接受劉子健先生的觀點，及至南宋，中國轉(zhuǎn)向內(nèi)在。中華文明至北宋中期出現(xiàn)了一個華夏群星閃耀的時代，發(fā)展到南宋，朱子對東漢至北宋的學術(shù)進行系統(tǒng)總結(jié)，成為新儒家的集大成者。

　　朱子生活的年代，東漢以來繁瑣的經(jīng)學已不夠用，無法很好地呼應時代需求。彼時佛教傳入中國已歷千年，被朱子在武夷山吸收、總結(jié)、升華、融會為新儒家理學思想，以啟未來。所以，如果北宋是“華夏群星閃耀時”，南宋的朱熹可謂一顆非常耀眼的大星，可以和孔子呼應，這是差不多要近兩千年才能出一個的人物。

　　這次在武夷山朱子講學的地方，感受真的不一樣。九曲溪這么美的山水，既是溫柔的、旖旎的，又是理性的。我不知是因為有朱熹的緣故，還是因為這里的風光本就如此，才能滋養(yǎng)孕育出朱子學。你能感受到“空氣中的理性”，它是美的，但又不至于媚。

　　從傳統(tǒng)儒家的理想看，從寇準到范仲淹、歐陽修，再到司馬光、王安石，都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了蘇軾，治國平天下就有不可為的地方，所以他回到自我、完善人格，成就了我認為的“華夏最美人格”。

　　到了南宋，朱子某種程度上也是很不可為，他在朝的時間是很短的，這點和孔子類似。朱子轉(zhuǎn)向?qū)χ暗膶W問做整理、總結(jié)、體系化，包括他編纂的《資治通鑒綱目》，在史學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體系。

　　朱子還有一點像孔子之處，即教學育人。孔子一生可謂顛沛流離，“累累若喪家之犬”；朱子略好，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很早就意識到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這是很難的。

　　中新社記者：隨著近年來，以兩宋歷史為背景的通俗讀物頻出、影視作品熱播，公眾對宋朝的關(guān)注度明顯上升。您怎么看民間的“宋史熱”？

　　趙冬梅：“宋史熱”其實是中華民族之文化又到了一個很高水平的階段才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如果你愛盛清、秦皇漢武，大多是來自傳統(tǒng)史學觀念的愛，是愛強大的時候、血脈僨張的時候、“向外”的時候；但如果你愛宋史，需要很多條件，需要心態(tài)是平的。“宋史熱”是需要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到一個新高度才會有的很高級的現(xiàn)象。

　　此外，宋代確實有許多其他朝代沒有的東西。例如，今年初的熱播大戲《太平年》，其核心故事吳越歸地、和平統(tǒng)一，在中國歷史上極少能看到這樣的故事。一個地方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者甘愿放棄自己的最高名號，為了和平、為了在一個更高的平臺、更廣闊地域上文明的提升，在人類歷史上都很難看到，但中華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實現(xiàn)，是極其了不起的。

　　再如澶淵之盟，北宋和遼朝兩個勢均力敵的政權(quán)，能通過談判讓百姓免于干戈之苦，兩個政權(quán)之間還保持貿(mào)易往來、和平交往，也是極大的智慧。這些案例都是我們可以驕傲的，也是值得全人類看一看的，尤其是在當今世界上，我覺得太重要了。

　　中新社記者：從影視作品《燕云臺》到《太平年》，再到西夏陵入列世界文化遺產(chǎn)，公眾對宋朝的興趣似乎也逐漸擴展到五代十國、遼金西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視域下，我們應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對中華文明傳承和發(fā)展的影響？

　　趙冬梅：我們說到宋史的時候，其實有“兩個宋史”——一個是宋王朝的歷史，一個是遼宋西夏金的“大宋史”。從唐滅亡一直到元朝再度實現(xiàn)大地理范圍的統(tǒng)一，即大約從公元10世紀到13世紀這300年間的歷史，多政權(quán)并立。

　　當我們回看大宋史時，會看到中華大地上各民族蓬勃發(fā)展。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吸收中原的精華，很快得到成長，建立一個華夏范式的帝國，彼此之間再碰撞、融合。

　　中國從來都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的連續(xù)性就包含多民族的碰撞融合，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獨有的，大宋史時期就是一個極好的體現(xiàn)。

　　中新社記者：陳寅恪先生有名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您也在多個場合闡述宋代文化之“美”。在“兩個結(jié)合”理論下，我們應如何借鑒吸收宋代審美？

　　趙冬梅：美，是宋代的特點，許多外國人也注意到這一點。我在英國大英博物館看展覽時，他們就是把宋代的部分置于“文明的巔峰”來解釋的。

　　陳先生這句話，不只是我，而是幾乎所有講宋史的人，都會引用，因為他闡述的是事實。中國人的審美在宋代確實達到了一個巔峰，那是文明富足的標志，到今天我們再次抵達文明富足的狀態(tài)，這讓我們有可能欣賞。

　　令我很感動的是，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些年輕人，對于宋制的衣裳、華夏衣冠的研究挖掘非常厲害，還有學生在學期末時穿上宋制的衣服來跟我合影。我們正是要去發(fā)掘宋朝乃至整個中華文明所蘊含的美的東西，同時把它們引入到生活中去踐行、去享受。如果僅僅是在課本里或老師照本宣科地講一講，恐怕意思不大。

　　中新社記者：從日本學者內(nèi)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論”到您譯介的美國學者賈志揚的《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海外漢學家的論著對宋史研究提供了哪些借鑒？在世界中國學興起的背景下，宋史研究應如何守正創(chuàng)新？

　　趙冬梅：宋代的學問，從來都不是只有中國人做的，大家圍繞共同的研究對象，以不同的眼光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不斷激發(fā)，并且在同一個平臺上平等交流。

　　20世紀90年代初，外國學者來中國是需要翻譯的。20年后，我們再開會，不少研究宋史的日本學者、歐美學者就可以用漢語來發(fā)表觀點，年輕一代的外國學者大部分都有能力閱讀中文文獻及譯介。我在德國開過宋史專題的研究生課，也在法國用英文講宋史，其實不管用什么語言講，我們都是在互相學習、共同關(guān)注、共同開拓。

　　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這是屬于我們的文化遺產(chǎn)，也是人類文化遺產(chǎn)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應成為人類文明共同的財富，需要我們共同去挖掘和研究。(完)

　　受訪者簡介：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曾任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

　　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歷史人物傳記的研究、寫作和傳播，主要著作有《趙宋：如是我見》《法度與人心：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互動》《人間煙火：掩埋在歷史里的日常與人生》《大宋之變，1063-1086》《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武道彷徨：歷史上的武舉和武學》《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千秋是非話寇準》，譯著《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中國轉(zhuǎn)向內(nèi)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zhuǎn)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