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代號“史詩怒火”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的大規模軍事打擊，系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無正當防衛依據的非法使用武力行為。該行動不僅是對主權國家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公然侵犯，更是對二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的野蠻沖擊。

　　依據現行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該行動具有三重違法性：

　　其一，非法使用武力，突破國際法紅線。《聯合國憲章》是世界各國普遍認可和遵守的憲章性法律文件，確立了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秩序，明確禁止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在現代國際法體系下，使用武力存在兩個例外：一是得到安理會明確授權，二是遭受即時武裝攻擊后行使自衛權。美國在發動攻擊10天后再向安理會提交函件備案，這種“先行動、后報備”的做法，并不能掩蓋其缺少安理會授權的事實，也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第51條關于行使自衛權(包括“集體自衛”)的程序要求。而且，該軍事行動事先籌劃，具有規?；拖到y化特征，目標是摧毀伊朗國家軍事力量、癱瘓國家指揮體系，乃至顛覆國家政權，這嚴重侵犯了伊朗主權與領土完整，已呈現出“侵略行為”的特征。禁止侵略是國際法不可逾越的紅線，誰踐踏這條紅線，都將嚴重破壞以聯合國體系為核心的國際安全秩序。

　　其二，濫用自衛權，缺乏國際法基礎。根據普遍的國家實踐以及國際法院判例，行使自衛權需滿足“武裝攻擊”“必要性”“比例性”等一系列嚴格條件。就“武裝攻擊”而言，雖然美以方面反復強調伊朗及其相關行為構成“持續威脅”，但這種所謂“威脅”既未達到國際法院判例確立的“規模與效果”標準，更未形成即時、現實的武裝攻擊——美國自身從未遭受伊朗的直接武裝攻擊，卻悍然發動大規?？找u及持續打擊，不僅完全缺失行使自衛權的前提條件，其行為本身反而構成了對主權國家的真正武裝攻擊。就必要性和比例性而言，本次軍事行動范圍廣泛、目標多元，打擊力度遠超“阻止正在發生攻擊”的合理限度，其本質已不是有限防御，而是帶有明顯戰略性壓制、霸權性威懾的單邊軍事冒險。至于所謂“先發制人自衛”或“預防性自衛”，并未得到大多數國家接受，不具備合法性基礎。其以“潛在威脅”替代“現實攻擊”的邏輯，不僅難以滿足《聯合國憲章》第51條對自衛權的嚴格要求，更有可能成為濫用武力的借口，給全球安全帶來巨大隱患。

　　其三，違反國際人道法，加劇地區人道危機。人類社會發展至今，無論出于何種理由使用武力，均應恪守以《日內瓦公約》為核心的國際人道規則，這是文明世界的共同底線。據相關報道，在本次軍事行動中，美以戰機空襲了伊朗學校、醫院等民用設施，以及核相關科研場所，造成平民傷亡與文職人員遇難，明顯違反了國際人道法的區分原則和比例原則；針對特定人員的定點清除，如未能證明其直接參與敵對行動，則涉嫌構成對平民的非法攻擊甚至法外處決，嚴重違背基本人權準則；攻擊福爾道和納坦茲等核設施，極易引發核泄漏等放射性災難，不僅會直接威脅當地平民的生命健康，更可能對地區生態環境造成不可逆的毀滅性損害。如果在武裝沖突中無法最大限度地保護平民及其賴以生存的環境，那些聲稱“軍事打擊是為了伊朗人民的安全和自由”的論調也會喪失其合法性支持。

　　美以上述行為已嚴重違反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現代國際法基本原則，其對戰后國際秩序的負面影響正持續發酵、不斷擴散，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多重風險。一方面，“強權”替代“公理”，侵蝕國際法治根基。當大國可以隨意曲解國際法、越過聯合國安理會擅自動武，國際法便會淪為“強權者的工具”，失去其應有的公平性與約束力。這種惡劣的示范效應，正誘發全球范圍內的“秩序坍塌”，使中小國家普遍缺乏安全感，被迫重新陷入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嚴重沖擊全球戰略穩定，動搖國際社會對法治的信仰。另一方面，激化中東亂局，加速地區局勢惡化。伊朗作為中東地區的支柱性國家，美以對伊動武徹底打破了地區微妙的政治平衡，將多年積累的和平成果毀于一旦。戰火爆發以來，不僅參戰雙方損失慘重，戰火更快速蔓延至整個海灣地區，大量平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已然形成，中東地區的和平進程被徹底中斷，地區對抗陷入惡性循環。

　　國家無法則亡，世界無法則亂。國際法是維護國際秩序、保障共同安全的基石，更是遏制霸權主義、防范軍事冒險的重要屏障。當前，如何在各國安全關切與國際法約束之間重建平衡，遏制“強權邏輯”對國際法治根基的侵蝕，已成為國際社會亟待共同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

　　國際社會應堅定捍衛國際法權威，旗幟鮮明反對任何單邊軍事冒險行為，堅決抵制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推動各方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化解矛盾。歷史早已反復證明，強權霸凌從來不得人心，違反國際法的行徑終將被國際社會唾棄，唯有堅守主權平等、尊重領土完整、恪守法治規則，才能實現世界的共同安全與持久和平，才能讓人類文明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穩步前行。(完)

　　(作者系外交學院副教授 嚴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