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彭林：禮儀之邦如何重振中華之禮？

　　中新社北京12月14日電 題：禮儀之邦如何重振中華之禮？

　　作者 彭林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著名史學大師錢穆先生說“禮是中國文化之心”。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中國先哲希冀經由“禮治”，逐步走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境界。何為“禮儀之邦”？中國為何會走上禮治的道路？茲事體大，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

　　中華之禮源遠流長

　　中國人禮治的理念始于3000年前的殷周之際。有鑒于商紂王腐敗失德而亡國的教訓，周公提出了勤政愛民的“德治”綱領，并將它轉換為可操作的制度體系，從而有效地將德治思想落實到社會的各個層面，這一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史稱“周公制禮作樂”。其后經孔子與七十子后學，以及孟子、荀子等人的弘揚和完善，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西漢以后，作為理論形態的《儀禮》《周禮》《禮記》先后被列入學官，不僅成為古代文人必讀的經典，且成為歷朝制禮的基礎，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影響極之深遠。隨著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形成，禮樂文化成為東方文明的重要特色。

　　《禮記》說：“禮也者，理也。”禮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社會生活規范，大到政府的典章制度，小到人際交往的規矩、個人修身養性的法則，乃至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無不在禮的范疇之中。

　　儒家禮樂文化的內涵非常豐富，幾乎涉及古代社會的所有領域，略舉數端如下：

　　在理論層面提出禮是人類自別于禽獸的標志。孔子最早提出“鳥獸不可與同群”的命題，七十子接著展開深入討論，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不是有沒有語言能力，而是能否按照禮的要求在生活。《禮記·冠義》說：“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記·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因此圣人“為禮以教人，知自別于禽獸。”懂得“自別于禽獸”，就是有了文化自覺。

　　為了喚醒人的文化自覺，儒家把禮作為文明與野蠻相區別的標志。相傳孔子作《春秋》，以為萬世龜鑒。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儒家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道相貫通，禮就是自然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故在禮的設計上，處處依仿自然，使之與天道相符，由此取得形而上的根據。《禮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左傳》說：“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禮是國家典制。《周禮》設計了一套理想國的官制，分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各轄六十職，共計三百六十職，象征天地三百六十度。隋唐以后，這套制度成為官制的基本模式，包括民戶編制、賦稅法則、軍政儀式、司法制度、營造法式等，如何做到合理，均在擘畫之中，而且無不歸在禮的名下。

　　禮是社會一切活動的準則，也是中國人高雅的生活方式。在人際交往中，通過在稱謂、站位、迎送、宴飲等環節上精心設計的各種儀節，體現尊老敬長、孝親睦鄰、自謙敬人、和諧為上的理念。即使是由于空間阻隔，雙方只能用書信交流時，也有特殊的禮貌用語。人們在行禮過程中體味崇高、莊重、肅穆、威武、豪邁、仁愛、和樂等多種情感。

　　禮是區分東西文化的關鍵

　　東西方文明是當今世界并行不悖的兩大體系。梁啟超說，兩者的關鍵區別是，中國“重禮治”，西方“重法治”。

　　西方是宗教文化，以神作為中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人心本惡，人有原罪，人的靈魂只有上帝才能管束，所以要用法治作為保障。

　　中國從西周開始，就已走出鬼神的陰影，懂得在“倉廩實”與“衣食足”之后，把注意力放到人類的道德成長上面，物質與精神要同步發展，并由此邁入了“人本主義”時代。認為人心本善，人的靈魂要自己管，即是用體現道德理性的禮來“修己”與“治人”，不僅要自求多福，同時要把社會管好。

　　西方國家用風俗之差異來區分文化。中國幅員遼闊，各地風俗差異很大，而禮是超越各地風俗，并使方言、習俗迥異的四方之民擁有一個共同文化核心，一個大國、億萬民眾、幾千年來凝聚為一而不分裂，禮起了最深層的作用。

　　中華文明聲播海外，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的魅力。當年，海外的遣唐使、留學生到達長安時，最令他們欽羨的，是先進的禮樂制度、衣冠文物。他們將其引入本國，加以仿效，希望“進于中國”。禮樂文明對于改變這些地區的習俗，加速向文明演進，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人汗顏的是，中國傳統禮儀文化在韓國、日本保存頗多，并繼續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而在本土，使用傳統禮儀與雅言的人已經日漸稀少。作為民間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禮、生日禮儀等，正在急劇西化；而圣誕節、情人節等正日益成為中國年輕人的重大節日，令人擔憂。近年，我們提出“文化自信”，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適其時矣。

　　讓中華禮儀之邦再度發皇

　　有人說，行中華禮儀就是企圖復古。此說不可取。誰能讓社會回到西周時代去？別說西周，就是回到清代也做不到。其實，古代儒家也主張與時俱進，《禮記》說：“禮，時為大。”與時偕行、隨時損益，正是中華禮儀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現實生活中保留一些歷史文化傳統，并非壞事。舉例說，現代奧運會的采集圣火儀式，就是古希臘時代被保留下來的，成為今人了解古希臘文明的珍貴史料。

　　再如中國春秋時代流行的“鄉射禮”，是一項非常正規的射箭比賽，有長度固定的射道、嚴格的比賽規則，比賽規程完整地記錄在《儀禮》一書中。意味深長的是，中國先哲將它改造成“文射”，不僅要求射手命中靶心，而且要求外體直、內志正，氣要下沉；發射的動作合于音樂節奏；與對手步步為禮，正確對待失敗，“發而不中，反求諸己”等，強調身心與體魄和諧發展。這與早期奧林匹克運動片面強調體魄強健的理念判然有別，具有鮮明的東方文明特色。諸如此類，古代禮儀文化中還有很多，等待人們去發掘。

　　孔子說“富而好禮”，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司馬遷說“君子富，好行其德”。改革開放以來，中華傳統禮儀由衰而興，表明了古代賢哲所論完全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今天，重提中華之禮，恰恰是認識到傳統文化的精髓對于塑造當今國人內在精神的意義。

　　時下社會上有所謂名媛課程，還有人讓孩子上價格不菲的西方禮儀課程，鄙見，切切不可提倡。西方禮儀，是上流社會的交際手段，注重的是形體動作，如微笑露幾顆牙齒、鞠躬彎腰前傾多少度、握手時停留幾秒鐘之類，與中華的修身進德之禮，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發展歷程中，中華之禮逐漸體系化且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維護社會安定祥和、提升民眾文化素質、塑造民族形象和提升民族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務之急是為青少年學生和社會制定一套既與優秀傳統接軌、又體現時代特色的禮儀，在全國推廣，喚醒民眾對傳統文化的溫情與敬意，激活長期蘊藉于民間的家國熱情。個人少些戾氣，社會就多些和諧。(完)

　　受訪者簡介：

　　彭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經學》主編，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顧問，日本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中正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法國“人文之家”、臺灣中研院文哲所、韓國泰東古典研究所等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與歷史文獻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經典《周禮》《禮儀》《禮記》與禮樂文化的研究。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禮樂文明與中國文化精神》等，點校《周禮注疏》《儀禮注疏》《禮經釋例》等古籍。2011年10月在《百家講壇》開講《彭林說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