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電　題：走進中國共產黨“翻譯國家隊”：第三個歷史決議是如何翻譯的？

　　中新社記者　李京澤

　　近期，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表決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是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決議全文公布當天，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多個語種官方譯文同步發布。這個內容達3萬多字的決議是如何翻譯的？中國共產黨為何要第一時間對重要文獻進行官方權威翻譯？翻譯過程有哪些亮點難點？中新社“東西問”走進中國共產黨“翻譯國家隊”，專訪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譯審劉亮、英國籍專家梁思浩，請他們講述背后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貴院如何駕馭對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的多語種翻譯？此次翻譯耗時多久，取得哪些成果？可否分享一些背后的故事？

　　劉亮：這次翻譯決議任務艱巨光榮。除了決議，我們還翻譯了六中全會公報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決議的說明，一共三個文件，總計5.7萬字。在短短8天時間內，我們完成了英、俄、法、西、日、德、阿、葡、老、越十個語種的翻譯。這是一場實打實的攻堅戰。

　　我們采取類似中共十九大的翻譯模式，實現全天候工作狀態。在人員配置方面，除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全員參加，還邀請兄弟單位支援，也有外國專家加入，他們為最終譯本的完成和完善作出突出貢獻。

　　我們優化了翻譯流程。首先集中力量完成《公報》翻譯，因為《公報》百分之九十的內容是摘自《決議》，這樣就提前確定了《決議》中的關鍵性表述，為稍后的《決議》翻譯確立了總體框架。我們對不同年齡段人員分配不同的翻譯任務，以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基本保證每個人能得到相對必要的休息。

　　盡管如此，每天工作至凌晨、睡眠不足還是這一段時間內許多人的工作常態。最后，我們順利完成了任務，我深深地為第六研究部的翻譯團隊感到自豪，也對伸出援手的兄弟單位表示衷心感謝。

　　中新社記者：您能否以英文翻譯為例，介紹哪些表述的翻譯令您印象深刻？有哪些譯法相較過去有變化或改進？這個決議向世界傳遞了什么信息？

　　劉亮：這個決議總字數達到了3.67萬字。在翻譯過程中，印象最深的是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特別是闡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的“十個明確”。

　　這“十個明確”在中文是一大段，在英譯文中，我們把它們單獨列項，每一項都統一了句式，由前面一個動詞統領后面的十個方面。這樣不僅形式上看起來清晰明了，內容上也避免了重復。由此，譯文的可讀性大大提高，同時這“十個明確”也與十九大報告中的“八個明確”保持了一致性。這種在譯文中列項的做法，是我們在翻譯實踐中不斷探索、改進和創新的一個成功案例。

　　這次（翻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和改進是在文體上，英文表述方式更加符合國際慣例。具體來說，中文文件里經常出現“會議指出”“會議決定”“會議強調”此類表述。以往我們有時采取直譯的方法，或者采用被動語態的形式，也就是翻譯成“在會議中被指出、被決定、被強調”。這次翻譯中，我們參照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文方式，把“會議認為”翻譯成“中央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認為”，這更加符合英文表述特點和語言邏輯，避免了中式英語的出現，這是此次翻譯中的一個突破。

　　梁思浩：決議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守正創新”的譯法。原文是“黨領導人民……守正創新，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

　　“守正創新”的譯法其實經歷了三次變化。最初為了譯文簡潔，直接翻譯成innovation（創新）。后來感覺應把守正的含義譯出來，就有了第二個版本：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但是這里，tradition會有正反兩層含義，“守正”的含義還是不夠準確。于是，這一次我們決定翻譯成 innovating on the basis of what has worked in the past。這種譯法比之前更全面，也更能原汁原味體現原文含義。

　　我覺得這次決議傳達的最核心的信息之一就是自信。中國共產黨對于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充滿了自豪，對于未來之路也充滿無比的自信。

　　中新社記者：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涉及史料眾多，論述權威嚴謹。翻譯過程中遇到哪些難點？如何通過翻譯準確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故事？

　　梁思浩：講述歷史故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采用歷史的敘事方式，敘事語言要客觀平實。

　　比如，決議中有這樣一句，“黨領導廣大軍民……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八百萬軍隊”。如果查詞典，“消滅”對應的英文是“wipe out”，但是這樣的譯法給人感覺顯得過于“情緒激動”、過于主觀。最終，我們決定翻譯成“defeat”，這樣的翻譯比較成熟和平實。

　　還有一個例子，“窮兇極惡”這個成語，我們原來把它翻譯成“vicious、heinous、ferocious”，但我們（現在）認為這些譯法都有點過于強烈。我們最終把它翻譯成“fierce”，這樣比較平實客觀。

　　劉亮：總的來說，這次翻譯最大的難點還是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表述。比如在有關黨建的敘述中有許多俗語和諺語，翻譯時不能過于機械，要根據情況靈活處理。

　　第一種情況，像精神“缺鈣（essential nutrients）”“軟骨病（frail）”“兩面人（act with duplicity）”等等，這些詞語不能直譯，否則讀者就會聯想到各種疾病。我們進行意譯，把其中暗藏的核心含義表達出來，從而避免了語言生硬或語義含糊不清。

　　第二種情況，像“打鐵必須自身硬（It takes a good blacksmith to make good steel.）”這種俗語就可以直譯，因為讀者基本能夠讀懂。

　　第三種情況是英文也有相同或類似表達方式，比如英語中“get too big for one’s boots”和中文“尾大不掉”的意思非常契合，我們可以直接拿來使用，這是最理想的一種情況。

　　在翻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獻時，根據文本特點，我們著重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闡述原則觀點時，比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國兩制”，必須語言清晰、觀點明確，不產生任何歧義；二是在表述政策措施時，比如“三去一降一補”“放管服”，必須要素齊全、術語準確，體現專業素養；三是在描述歷史事件時，比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釣魚島問題”，必須語言平實、描述客觀，保持歷史敘事的姿態。

　　中新社記者：決議提出的“兩個確立”具有決定性意義，受到外界普遍關注。可否分享貴院團隊在翻譯決議有關論述時的細節考量？

　　劉亮：決議提出的“兩個確立”屬于政治概念。其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是重中之重的核心政治概念，是中央文獻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政治概念翻譯，我們堅持一條重要原則，那就是凝練精華，避免過多修飾。

　　比如之前翻譯毛澤東思想時，我們就用Mao Zedong Thought，非常簡練，一目了然。同樣的，我們在翻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時也采取了類似方式，充分考慮到歷史的延續，保持了核心政治術語翻譯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另外，在思想一詞的翻譯中，我們采用了thought，沒有使用thinking。首先，詞性不同，thought更強調事實，thinking更傾向于動作；其次，thought是指已成體系、整體化的思想，而thinking更多是指在某一方面具體的思考，所以thought更合適。

　　中新社記者：請問中外專家在決議翻譯工作中是如何配合的？外籍專家起到了何種作用？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譯審劉亮和英國籍專家梁思浩在辦公室交談。中新社記者 蔣啟明 攝

　　梁思浩：（外籍專家）主要會考慮漢英兩種語言的不同，特別是一些譯法的表述有時會偏離中文原來的含義，可能會造成譯文的一些誤讀。

　　“科學”這個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決議中有很多“科學”的表述，比如科學回答、科學指引、科學構想、科學判斷。但與中文含義不同，英文中science和scientific的含義主要指向“自然科學”，所以不能用它們來譯，而應改用其他詞語，比如judicious、well-conceived、meticulous、rational、sound等。就是說，死板地用scientific翻譯“科學”反而沒那么科學了。

　　劉亮：外籍專家發揮的最大作用是充當語言上的磨刀石和潤滑劑。英語是他們的母語，他們以讀者身份審讀譯文，能體會到中英兩種語言之間的細微差別，特別是在語義的褒貶、字詞搭配方面，都有無法比擬的優勢。

　　外國專家有時還能發揮畫龍點睛的作用。比如，決議中有一句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譯文是：N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eople; no force is more powerful than justice.這里采取比較級的否定句式，這就是外國專家的神來之筆。雖然沒有使用最高級，但卻更加強有力地表現出中文“最大”和“最強”的含義。

　　中新社記者：為何要對黨的重要文獻進行官方權威翻譯？如何最大限度減少外界對中國理念主張的誤解誤讀？

　　劉亮：黨的文獻自身的特點就決定了翻譯的獨特性，假如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黨情，就無法做好中央文獻翻譯。

　　我講一段歷史，最初《毛澤東選集》英文版（1-3卷）的出版其實并不是在國內，而是交給了英國的勞倫斯出版公司，然而發行僅一年后，中方就終止了英國出版公司的合同，原因就是英方出版公司在沒有得到中方許可的情況下，對譯文進行了修改刪節。從此之后，《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和出版完全交由國內進行，這項工作后來推動了一家中央專門機構的成立，就是第六研究部的前身——1961年12月成立的毛澤東著作翻譯室。

　　要減少外界對中國的誤解誤讀需要內外兼顧。對內而言，作為譯者要讀懂讀透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框架，要在譯文中展現出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對外而言，時代在發展，國際環境復雜多變，譯文表達必須充分適應世界多極化、文化多樣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通過翻譯，首先實現語言上的相互溝通，其次爭取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最終實現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融合。

　　梁思浩：這個問題十分重要。翻譯不是在真空進行，而是一種創造性活動，既能反映世界、又能創造世界。想要減少外界對中國主張的誤解，就需要傳遞正確而清楚的信息。這就是為什么官方權威翻譯相當重要。

　　外界關于中國的一些誤解誤讀，很多情況下是文化差異或者思維定式造成的。現在的中國已經非常開放，我周圍很多人來到中國旅游、訪問和工作。我相信，隨著世界對中國的不斷了解和認識，中外之間會實現“和而不同”，外界對中國的誤解也會越來越少。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共產黨“翻譯國家隊”，貴院今年組織力量主要翻譯了哪些重要文獻？作為從事翻譯的一線專家，您能否談談目前工作面臨哪些挑戰，價值在哪里，對下一步工作有何啟示？

　　劉亮：今年正值建黨100周年，除了六中全會文件，我們還翻譯了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重要講話、《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共產黨一百年大事記》以及“十四五”規劃等重要文獻。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還在于人才，不論是中方人員還是外國專家。盡管困難不少，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這支中央文獻翻譯隊伍一直保留了下來，傳統還在，這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寶藏。目前中央文獻翻譯數據庫收錄字數已超過五千萬，僅此一項，就值得我們倍感自豪。2018年機構改革后，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實現編寫、翻譯、出版一體化集團優勢，在繼承中發展，在守正中創新。

　　面對智能化時代挑戰和機遇，如何適應各種新發展理念？如何借用新技術提高翻譯質量效率？如何優化內部結構、整合外部資源？如何實現“小機構、大網絡的社會化翻譯”？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梁思浩：我很榮幸參加了劉亮剛才提到的許多重要文獻的翻譯工作。作為一名外國人，我發現有一些西方媒體仍對中國持有偏見，在對外翻譯工作中會出現一種對牛彈琴的現象。我的好朋友、中國駐冰島前任大使王榮華，稱這種現象是中西交流間的“隔音板”。為了把這個“隔音板”拆掉，應該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真實、客觀、立體的中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