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四： 劉東：“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中新社北京1月7日電 題：“天下大同”何以必然來自人類的“共通理性”？

　　——專訪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劉東

　　中新社記者 張量

　　當今世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百年大疫情，全球化浪潮遭遇困境，西方國家民族主義抬升，“文明沖突”論甚囂塵上……人類文明該往何處去？古老的東方文明能否成為當今世界性困境的解藥？中國在追尋文明之根的過程中應當怎樣“激活傳統(tǒng)”“返本開新”，并讓世界理解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天下大同”等重要的社會理想和世界觀？

　　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劉東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中華文明根性的視角來看，您認為影響今天中國形成世界觀的重要思想有哪些？

　　劉東：從人類“共通理性”的立場來看。當孔子早在遙遠的“軸心時代”，就講出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就從認識論方面意味著，他要在“不語怪力亂神”的基礎上，重新給出一個更可信的“人生解決方案”。而這自然也就意味著，其實孔子的思想是“認識本位”的。

　　作為一種從“認識本位”出發(fā)的文明，中華文明之最大的挑戰(zhàn)性，還是在于它曾以活潑潑的長期存在，雄辯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證明：如果不考慮“路徑依賴”的殊別問題，也就是說，不考慮其他文明的轉型難度，那么，一個沒有教會的世俗世界，不僅是有可能獨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水準的。由此，如果當今那幾個模范的北歐國家，是屬于“沒有上帝的社會”，或者“自足的世俗社會”，那么曾經“造極于趙宋”的中華文明，也同樣屬于古代社會中的模范。事實上，美國漢學家包華石之所以在其《西中有東》一書中，回顧到中國對于西方的啟蒙，也正是因為當年的伏爾泰，曾經敏銳地借助于中國事實，而意識到只需要喚醒他們的理性，人類就不光能做到“無宗教而有道德”，還能進而做到“無宗教而有快樂”。

　　如果從孔子的思想立場來看，我們的“理性”和我們的“人生觀”，并不像人們曾經虛妄認定的，特別是在“科玄論戰(zhàn)”以后誤以為的，完全屬于“風馬牛不相及”的，相反倒應當是密切相連、彼此相通的。

　　中新社記者：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大同”思想對中國人影響至深。在您看來，中國的“天下大同”思想能否與西方文明產生對話，并高度化合出新的文明成果？

　　劉東：中國的儒者對于“天下大同”，懷有著始終如一的、甚至九死不悔的熱情。事實上，也不光是在《禮記·禮運》中，曾經以向后回溯的特殊形式，也即所謂“三代”的黃金歲月，暢想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即使受到了現代西方的劇烈沖擊，而被迫接受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康有為還是在書中暗自向往著“大同之世，天下為公”，孫中山更是把“天下為公”的牌匾，寫到了每一個華人社區(qū)的街口。另外，我最近又調回了浙江大學，再次讀到馬一浮的《浙大校歌》，而讓我不由感到震動的是，他在烽火連天、顛沛流離的抗戰(zhàn)初期，不僅要以“大不自多，海納江河，唯學無際，際于天地”來起始，還更以“尚亨于野，無吝于宗，樹我邦國，天下來同”來結句。這種既寬和又廣大、既包容又自信的態(tài)度，最能反映出儒者的一貫情懷。

　　然而又不得不提醒，如果真想去追求“天下大同”，那么從“共通理性”的角度來看，就應盡快整理和清點自己的家藏，包括清點以“儒家”為名的后世學派。事實上，驗之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先秦以后的那幾波儒學的“高峰”，盡管也曾做出過歷史貢獻，卻在“理性自覺”方面遠遠不及孔子。如果不能悟到這中間的區(qū)別，還是要沿著宋明理學“接著講”，那就并非在宣講孔子本人的學說，而只是受著道教、佛教或基督教的沾染，去復述一種完全過時的形而上學，一旦走出國門就會貽笑大方。

　　另外還需要提醒的是，盡管儒家出于匡時救民的熱忱，也一直高懸起“天下大同”的目標，不過，還是本著它自身的“有限理性主義”，儒學對于它寄望于以此校正的歷史，卻絕不會采取末世論的、“最終審判”的態(tài)度，絕不會非理性地想要“畢其功于一役”，絕不會去打造“地上的千年王國”；相反，它即使要借助于心中的價值理念，來修正充滿訛誤與偏離的歷史，也只會將其看成緩慢的漸進過程。正因為這樣，當子張詢問“十世可知也？”的時候，孔子才會回答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也正因為這樣，雖說在前邊提到過的《禮運篇》中，也曾在憧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的狀態(tài)，可是一旦談及現存的狀態(tài)，孔子卻并未奢望去催熟“天下大同”，倒毋寧是寬廣包容的“和而不同”，由此他才會在“修己”與“待人”的區(qū)分中，為后者樹立多元寬容的標準，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形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tài)，是一代人的使命。如何讓世界讀懂中華文明根性中的“天下大同”，是今天中國亟待破解的問題，您有何見解？

　　劉東：相對于中國歷史上的“天下大同”觀念，盛行于當代的毋寧是“民族主義”。當然，即使這種被迫變得偏狹的思潮，也自有它迫在眉睫的存在理由。最為關鍵的是，在當年“國將不國”的危急情勢下，它能集聚起全體國民的意志力，正如我們在《國歌》中悲壯唱到的，“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也正因為這樣，只需稍微回顧一下近現代的歷史，就足以發(fā)現“民族主義”的力量所在。比如，由于在清朝末年尚沒有“民族主義”，整個民族竟敗給了區(qū)區(qū)幾艘英國炮艦；而到日寇侵華時則開始有了“民族主義”，于是總算可以開展“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zhàn)了……甚至于到了后來的和平歲月，這種“民族主義”也并非一無是處，正如我針對克雷格·卡洪的文章，在《中國學術》雜志卷首語中指出的：“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前民族國家間的普遍斗爭，實乃少數幾種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緣此便應看到，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互建構、而非相互對立的。”

　　與此同時又應當看到，這種“以民族為本位”的現代思想，畢竟是有悖于“天下大同”的古代理想。正因為這樣，即使當年被迫接受“民族主義”，梁啟超在內心深處，也沒有忘記這樣的“退一步”，仍然是為了“進兩步”。他為此而在《歐游心影錄》中寫道：“我們的愛國，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個人。一面不能知有國家，不知有世界。我們是要托庇在這國家底下，將國內各個人的天賦能力，盡量發(fā)揮，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將來各國的趨勢，都是如此。我們提倡這主義的作用，也是為此。”日本學者中村哲夫就針對梁啟超的這段話感慨道：“在我們日本人中，很難看到梁啟超同時代，或者即使是現在，像梁啟超那樣，以王道心性的人文精神為基石，為通向大同共生的深謀遠慮。遠方，對日本人來說，依然很遙遠。”因此，無論如何都應當認識到，“民族主義”畢竟是一種有限的立場，從而也就只能使大家獲得有限的眼界，由此也就會讓原本秉有理性的人們，越來越陷身于彼此猜忌的“囚徒困境”中，以致在日益迫近的各種全球性危機中，越來越難以擺脫核戰(zhàn)爭的陰影，越來越難以克服環(huán)境與氣候的危機。

　　由此可見，真正具有根基的文化自信，就只有返回到先秦時代的孔子，從而在“共通理性”的前提之下，再次看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看到“萬國之上，仍有人類在”。而若是在我們自己的眼界中，只存在著這種人、那種人，卻偏偏不存在人類本身，那么晚期智人這個物種，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就終將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完)

　　受訪者簡介：

　　劉東，1955年生，曾先后任職于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清華，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等各洲，現為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講席教授、中西書院院長。創(chuàng)辦并主持“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志。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學：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劇的文化解析：從古代希臘到現代中國》《天邊有一塊烏云：儒學與存在主義》《國學的當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