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三)之二：意大利學者法比奧·帕蘭迪：中國與西方的發展模式有何不同？

　　中新社北京2月22日電 題：中國與西方的發展模式有何不同？

　　作者 法比奧·馬西莫·帕蘭迪 意大利洛倫佐·德·美第奇國際學院副教授、(中國)外交學院外籍副教授

　　中國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成功擺脫普遍貧困狀態，甚至戰勝了絕對貧困。當前，中國已成為國際舞臺上的關鍵參與者，其發展模式(包括政治、經濟和組織模式)也被越來越多地研究和學習。

　　中國發展模式的獨特性

　　中國外交傳統中的一個關鍵詞是“共存”，即拒絕政治實體之間的對抗，持續倡導反對國際競爭、沖突的理念和做法。在不到70年時間里，新中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社會發展速度舉世矚目，但也被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聯盟體系視為威脅(至少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當代中國的發展經驗令人驚嘆，不僅在于發展速度，更在于其文明的長盛不衰。

　　中國發展與西方強國的崛起有著巨大差異。中國的和平發展不損害第三國利益，從未發動戰爭或剝削人民。換句話說，“中國奇跡”并非從天而降，也未有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做法。恰恰相反，這一偉大變革是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實踐得以實現。

　　我近期出版的意大利文新書《中國之路——對于共同未來的挑戰》(有簡短的中文和英文版)，試圖分析與西方模式相比，中國模式在國家和國際層面的獨特性。

　　中華文明雖已高度現代化，并能夠學習和借鑒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先進文化，但不同的是，中國有著獨特而悠久的歷史。歷史、哲學和實踐的連續性普遍存在于當代中國政治，以儒家傳統為中心，并在歷史上與道教和佛教相融合。正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所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的政治制度并未被西方化。了解真實的中國，是建立良性、和平、有遠見的合作關系的最低要求。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應成為全球治理的前提條件。在中國的愿景里，全球治理應促進和平關系，這需要持續的承諾、討論和對話。

　　如何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

　　中國實現和平發展的主因有三個方面。

　　首先，和平始終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費正清和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均強調，中國在14至19世紀曾有長達五個世紀的和平時期(除少部分地區)，但歐洲只經歷了約一個世紀的持續和平(1815年至1914年)。總體來說，中國自古以來從未有過擴張主義，也不是軍備競賽的推動者，而西方國家卻相反。

　　第二，和平與和平發展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質和愿景，也是民族解放和發展的先決條件。近代歷史上，中國一直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力量，也是不結盟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者。

　　第三，和平是當代中國外交文化的基本原則。1954年以來，中國外交文化一直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一帶一路”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又一明證

　　“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交流、對話、相互理解來建立和平關系，不僅是加強商業和金融相互依存的途徑，也為加強國家間政治協調、人文交流和相互理解提供機遇。

　　中國充分認識到解決區域間互聯互通問題的必要性，因而提出以歐亞大陸和非洲為中心、覆蓋全球范圍的“一帶一路”倡議。古絲綢之路上交流合作的歷史，為今天該倡議的產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一帶一路”始終堅持實體經濟優先、民生重于利益、合作重于競爭，以伙伴關系取代聯盟集團(不存在國家間的政治歧視)，以包容取代對抗(不要求軍事聯盟或投資)，因此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又一明證。歷史上，西方從未誕生過類似計劃，即便在其鼎盛時期也沒有。

　　中西方發展模式的其他差異

　　資本主義擴張通過商業、金融競爭或地緣政治競爭攫取和摧毀對手資產，帶來國家間對抗增加，為“無休止的積累”創造空間。在過度擴張中，某些海外經濟資本實際上是通過金融或軍事行動(美國模式)，在缺乏競爭、政治腐敗條件下，以極低價格攫取利益。

　　中國的做法與此相反，不通過軍事擴張主義，也沒有建立令人窒息的信貸體系，與合作伙伴在談判協商基礎上確立可持續的貸款額度，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如不干涉內政)，堅定支持多邊主義與和平共處。可以說，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正在形成。

　　新冠疫情引發新的系統性危機，西方暴露出過去幾十年積累的結構性缺陷，這些錯誤和弱點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模式不無關系。信息混亂、社會分裂、西方政府對疫情的低估和政治化操作，就是其中的幾個例子。

　　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到中國特色的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與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過程聯系起來。幾十年來，各國聯系日益密切，但社會經濟不平等、不穩定因素也在加劇：如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前十年的系統性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以虛假“反恐戰爭”為名實施“人道主義”戰爭(實際是出于戰略目的支持區域恐怖主義行動)和政權更迭。

　　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本質越來越清晰。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日益減少(推動市場管制的放松)，政府成為商業團體及其特殊利益的代言人，西方新自由主義暴露出深刻的結構性缺陷，在與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比時顯得尤為突出。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歷史，以系統性危機和“人道主義”戰爭為標志，造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邪惡和最具破壞性的結果。

　　另一方面，中國加快對港口、鐵路、工業、數字、航空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諸如醫療衛生等全球議題的國際合作研究，“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擴大。

　　西方模式具有侵略性和破壞性，中國的和平發展模式是其替代方案。因此，美國及其盟友開始制造“威脅”阻礙中國發展：通過軍事、金融、社會、媒體的聯合行動重建和復制單極世界體系，不斷玩火并將失去最后殘留的公信力。

　　美國正將自己和世界置于持續動蕩和混亂之中，中國則以一種建設性、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彌補國家間差距，為全人類而非為少部分人謀利益。(完)

　　作者簡介：

　　法比奧·馬西莫·帕蘭迪(Fabio Massimo Parenti)，意大利洛倫佐·德·美第奇國際學院副教授、(中國)外交學院國際經濟政策學外籍副教授。他從事當代中國研究15年，教授全球金融市場、中國發展和全球性轉移、全球化和社會變革、戰爭和媒體等課程，最近進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相關研究。著有《中國之路——面對共同未來的挑戰》(2021年)、《地緣金融和地緣政治學》(2018年)、《繁榮的社會主義》(2017年)等多部意、中、英文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