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丁琪：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如何表現民族融合？

　　中新社天津2月23日電 題：丁琪：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如何表現民族融合？

　　中新社記者 張道正

　　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以不同民族青年男女的情愛關系表達民族融合的祈愿，體現出維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使命感。這種獨特的敘事類型如何形成？怎樣通過永恒的愛情主題表現民族文化親緣關系？這些創作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丁琪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跨族婚戀成為蒙古族小說的重要題材內容，是在怎樣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形成的？

　　丁琪：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由于地理、歷史、文化、信仰等差異而保持著族群邊界。但從長期歷史來看，多民族交流融合仍是主流趨勢，跨族通婚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形式。“和親”曾是中國封建王朝鞏固與周邊少數民族和諧關系的重要方式，昭君出塞、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的愛情佳話，都是和親歷史背景下的文學藝術結晶。

　　蒙古族是與外族通婚較多的少數民族。20世紀初，蒙古族出現與其他民族通婚的現象，尤其與滿族、漢族、達斡爾族通婚較多。新中國成立后，伴隨包容的民族政策以及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漢族成為蒙古族通婚的主要對象，因而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中最為常見的是講述蒙漢通婚的故事。

　　中新社記者：新時期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有怎樣的創作特點？

　　丁琪：蒙古族文學一直具有維護民族團結的優良傳統，從20世紀50、60年代的瑪拉沁夫、敖德斯爾，到新時期的阿云嘎、郭雪波、白雪林、海泉等作家，均以文學藝術方式贊美和諧的民族關系，譴責狹隘民族觀念和民族分裂行為。跨族婚戀小說繼承這種優良文學傳統，以愛情婚姻為載體表現中華多民族間的文化親緣關系。

　　新時期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創作日益繁盛，并反映蒙古族社會的動態發展變化和精神困惑。在蒙古族進入國家性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經濟文化飛速發展，但機器主導的工業文明也逐漸取代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和傳統價值觀。究竟是保持自我還是踏上現代化列車，在哪些層面保持自我，哪些層面應該革新，蒙古族小說在愛情線索的牽引下，對這些時代和社會轉型問題，給予深入思考和審美表現。

　　小說往往以男女青年的戀愛關系隱喻民族交流融合，一方面表達民族文化自信，借助異族觀察者視角再現蒙古族的神奇地域風情，歌詠蒙古族人民淳樸善良、無私奉獻的傳統美德，弘揚壯美、博大、包容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對社會轉型的焦慮情緒和發展困惑，這也可以視為對民族前途命運的思考。蒙古族小說深厚的思想內涵和飽滿情感，都來源于它關注社會發展現實、遵從真實性的創作原則。

　　中新社記者：跨族通婚面臨的主要阻力是什么？蒙古族作家如何表現民族融合？

　　丁琪：跨族通婚面臨的主要阻力是民族差異。由于族源、地域、語言、習俗、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區別，形成了客觀上的民族差異。一般來講，兩個族群的文化同化程度較高，族群之間沒有語言障礙、宗教上互不沖突或能彼此包容的情況下，兩個民族間會出現較多數量的通婚，否則跨族婚戀會遭遇阻力。

　　基于這種社會現實，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往往把民族差異設置成敘事沖突，男女主人公為純潔的愛情而戰，美滿姻緣沒有造成隔閡，反而加強了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以浪漫的愛情敘事表達民族交流融合的強烈愿望。

　　《麻山通婚考》以麻山牧村第一例跨族通婚為原型，從生活情感視角再現了新中國成立前后跨族通婚的歷史進程。新中國成立前，大貴與阿麗瑪因遭族人反對被迫分開，受到傷害的大貴變成“蒙漢不通婚”落后觀念的捍衛者，反對侄子和阿麗瑪女兒的戀愛，直至歷經波折后，有情人最終喜結連理。作品反映出跨族通婚由封閉到開放的歷史性進程，詮釋了民族差異并非永遠存在，人類的社會性、文化共性使這種觀念成為歷史。

　　隨著時代進步，原發性民族差異阻力會減少，但同時產生新的動態性民族差異，以更加隱蔽的形式給跨族通婚帶來阻力。小說創作要具備現實觀察力和藝術表現力，挖掘這些動態差異，以文學形式演繹阻力與破除阻力，昭示各民族團結一心的動人力量。

　　蘇爾塔拉圖的《重逢》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文本。小說講述漢族王媽媽從北京到草原尋找愛上草原小伙子的女兒王曉梅，王媽媽堅決反對兩人關系，她在為女兒辦調離手續時發現這里的蘇木書記是昔日戀人，單身的兩位老人再續前緣，母女倆都嫁給了蒙古族人。

　　這個作品觸及動態性民族差異問題，蒙古族和漢族步入現代化的進度、方式和形態不同，從而形成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事實上的差異。王曉梅母女身處中心城市，經濟富裕且代表先進文化，決定了她們在婚姻中掌握主動權，而巴特爾一家由于地處偏遠、家境貧困以及文化水平低，幾乎沒有發言權。王媽媽由排斥到認可的轉變過程有一定戲劇性和偶然性，王曉梅則表現出重實干、超名利的當代青年風采，沒有陷入刻板化民族印象中，選擇了扎根基層，與情投意合的心上人一起奮斗。這個作品既反映了隱蔽性、動態性民族差異，也昭示出化解這種矛盾的多種可能性。

　　中新社記者：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的社會現實意義是什么？

　　丁琪：跨族婚戀小說始終懷有加強民族團結的文學使命感，從民族和諧角度出發，展示各民族的風情習俗、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表達“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開放性民族觀念。在求同存異的審美視野下，著力強化中華各民族間血濃于水的文化親緣關系，這也形成了跨族婚戀小說熱烈明朗、和諧團圓的整體美學風格。

　　蒙古族跨族婚戀小說致力于表現民族和諧主題，認為各民族間雖有民族界限而并不存在文化鴻溝，人類文化的共性使不同民族在相互了解基礎上能夠實現融通，在這個思想基礎上演繹著一個個愛情神話，清除了長期以來流傳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僵化民族觀念。

　　現實中，跨族婚戀是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性別等諸多因素的復雜問題，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全解決。未來的蒙古族小說創作須扎根現實生活，深入思考民族間原發性差異和隨時代發展出的動態性差異，創作出真正反映現實社會又充滿思想創造性的作品。讓文學在審美之外發揮參與現實和形塑世界的功能，在民族思想領域發揮影響力，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智慧。(完)

　　受訪者簡介：

　　　丁琪，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天津市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理事，天津梁斌文學研究會理事，天津市作家協會第十屆簽約作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當代文學、民族文學。出版學術專著2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在《中國社會科學》《民族文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學術文章70余篇，獲天津市第十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天津市委宣傳部優秀調研報告獎等多種獎項。